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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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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楚国的建立与发展


一、商王朝对“荆楚”的征战与影响

商人之先祖契是帝喾高辛氏之后,与楚族一样,同是诸夏之族中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乌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诗·商颂·玄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契是其母吞食玄鸟卵而生,故有“玄王”(《吕氏春秋·有始览》:“北方曰玄天。”故有学者认为玄王,是为北方之王。)之称,因佐禹治水有功,为帝舜封之于商,当是尧舜之际的重要军事首领人物之一。“玄王勤商,十有四世而兴”(《国语·周语下》),由契至汤,共传十四代,汤兴灭夏,祝融各部,或早臣夏被夏灭,或抗商被商灭,楚之直系先祖季连部举族南徙,在丹、淅一带,避开商的兵锋,求得生存与发展。

商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均有很大的发展。它在巩固王畿统治的同时,还不断地对周边地区进行征服战争。西北众多的方国部落,如土方、羌方、面方、芍方、鬼方等均先后被征服。对江淮至山东沿海一带的群舒、夷方和江汉地区的荆楚,也常举兵征讨,迫其臣服。《诗·商颂·殷武》:“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可见荆楚是商王朝统治下“南乡”的一部,也臣服商王朝。“南乡”诸部由于不堪忍受商王朝的剥削奴役,也常起兵反抗,终商一代,这种征服和反征服的战争一直是存在的,至后期,也愈演愈烈。见于殷墟卜辞记载的,如“□□卜贞,弗雀噩在南?”“多 亡祸在南土?”此雀、多 在南土镇守,凶吉如何,商王朝惴惴不安。又如:“癸亥卜,王曰: 余自征?不征?”由于“南土”(“南乡”)反抗激烈,商王朝最高统治者竞卜问是否亲征(卜辞均引自《盘龙城和商的南土》(《文物》1976年第2期)。见于史料记载的商与荆楚最激烈的一次战争,也正是上述《诗·商颂·殷武》所记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可见这次战争规模很大,商王朝势力已进一步深入到更广阔的地域;但荆楚力量也不小,竟有强兵劲旅与之抗衡。

随着商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征战或征服,先进的商文化也传播到这些地区了。根据近年来考古发现,祖国西北、东北各地和荆楚地区的汉东、汉西以及湘赣一些地方,也发现商代文化遗址和遗物,说明商王朝的政治、军事势力和文化影响,不仅扩及西北、东北一带,而且也已深入到荆楚及长江以南地区了。1954年,武汉地区人民在防洪抢险中,离汉口北约五公里处,发现了商代遗址,由于该城址为盘龙湖所环抱,故名盘龙城遗址。遗址东西长1100米,南北宽1000米,东南残存城垣,夯土筑成。城垣外陡内陂,外有14米宽的深沟环护。城内东北有三座平行排列的大型宫殿基址,其主柱、筑墙技术与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宫殿遗址完全一致。城外四周分布着手工作坊、小型墓葬和简陋民居残迹。作坊为酿酒、冶炼、制陶各业。城较远处另有大型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有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和日用器等。其中有一件青铜钺和一件大圆鼎,堪称为商代青铜器珍品。青铜器在器形、制作工艺和纹饰各方面均与二里岗出土的青铜器相类似。遗址还发现有炼锅陶片、铜渣、孔雀石、红烧土和木炭等,说明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是就地取材冶炼的。盘龙城遗址是商代城址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它充分说明商文化已深入影响到江汉地区了(参见《盘龙城和商的南土》、《盘龙城商代二里岗期的青铜器》(《文物》1976年第2期)。

此外,鄂西宜都清江口出土了铜矛(《考古》1986年第1期),江陵张家山出土了铜镞(《江汉考古》1980年第2期),数量虽少,但说明商青铜文化也已传播到汉水以西之地了。至于陶器文化,由于江汉地区先民陶器制作一直很发达,商代陶器文化虽已传入,但土著陶器与中原陶器仍是并驾齐驱,各领风骚。见于江陵荆南寺出土的陶器,种类繁多,风格独特,按其特征不同,可归类为两组。一组为鬲、盆、簋、爵等,常见于河南郑州等地,是典型的商陶器。另一组为豆、鼎、碗、罐等,则为本地所独有(此为荆州博物馆所展出实物。)它表明,土著陶器制作虽一脉相传,保持不衰,但中原的陶器文化也不断地传播过来,这就决定 发迹于江汉地区的楚人,必然会采夏夷之长技,创造具有自己特色的楚式陶器文化。

殷商是有文字可考的朝代。它除了甲骨文外,还有刻在陶器上的陶文、铸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以及刻在玉和石上的文字。中国文字(汉字)起源于图画,当非始自商代。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彩陶文化期,就出现了在陶器上刻划的符号。这种陶符,“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于省吾《关于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甲骨文,上承“陶符”,“六书”俱备,奠定了汉字的基础。楚地其时迄今虽未发现自己的文字,但从后来楚国文字的特点看来,它与中原先秦文字结构基本相同,属于同一个文字系统。

商王朝是当时中原一文明大国。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奴隶主贵族脱离生产,以专门从事管理国家军政大事、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传授明君臣之义长幼之序,这样,教育的场所学校也就产生了。《孟子》载:“夏曰校”、“殷曰序”,《汉书·儒林传序》则记“殷曰庠”。“序”和“庠”都是学校。在学校里,不仅商王朝的王亲贵戚、诸侯大家子弟可以接受教育,就是方国部落后裔亦可前来学习,以利于加强商王朝的统治。见于殷墟卜辞记载,有“戊戌卜,雀,若,教”、“丁酉卜,其乎 多方小子小小臣其教戒”、“丙子卜,多子其[征]止](徒)学”、“多子学”等内容,说明商代学校是接受周边方国部落,其中也包括荆楚的贵族及其子弟前来学习的。楚国后来在语言、文字及物质文化方面,与诸夏同步发展,显然与商文化的浸染是分不开的。

二、商末周初楚国的建立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早)卒。”鬻熊是芈姓季连部落酋长,在商衰周兴时,审时度势,率族及时投靠周文王,参加了灭商的斗争,受到周王室的重视,给予“子”(商周时期,已实行公侯伯子男的班爵制度,以明确贵族的等级和方国部落的地位。此“子”,即周王室给予内附有功的异族酋长的封号,和其他班爵封号一样,是奴隶制国家的一种组织形式。)的封号,臣属于周。《史记·周本纪》亦载在周文王时,有“楚子”“往归之”。这“楚子”也就是“子事文王”的鬻熊。《裴解》引刘向《别录》记:“鬻子,名熊,封于楚。”所以,鬻熊是楚国的最早缔造者。楚人后来感念其功,把他与祝融一样,作为祖先祭祀。《左传·[亻喜]公二十六年》戴:“夔子不祀祝融与鬻熊,楚子让之。”夔是季连的别支,后来不祭祀祝融与鬻熊,楚人先谴责,后除灭。正因为鬻熊有如此崇高地位,所以关于他的传说也很多。如《楚宝》戴:“鬻熊,……年九十始见于文王,王曰:‘噫,老矣。’鬻曰:‘使臣捕兽逐鹿已老矣,若使坐策国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为师。”贾谊《新书》说,周文、武、成王三代都以鬻熊为师,问以国事。过三百余年,楚武王还为此自豪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史记·楚世家》。)鬻熊既是周文王之师,当有许多言谈轶事,故后又辑成《鬻子》一书传世。《汉书·艺文志》就载有《鬻子》二十二篇,并加注说:“鬻子,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始祖。”道家源于楚国,相传鬻熊又是道家的先驱,《汉书·艺文志》就把他列为“道家”。这样看来,鬻熊不仅是楚国的缔造者,又是道家学说的开拓者,是楚国最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

鬻熊死后,其后熊丽、熊狂仍处于周文、武王时期。到熊绎时,周成王“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姓,居丹阳”(同上。)熊绎与鲁、卫、晋、齐等姬姓国或姻亲国一样,“俱事成王”。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蔡启商,[甘/大/心]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商纣子武庚勾结管、蔡,发动叛乱。周公果断东征,历时三年,最后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此基础上,又建侯卫,营成周,巩固了统治,使西周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三个中原强大的奴隶制王朝,并把奴隶制推向极盛阶段。周王室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再一次对鬻熊之后熊绎封于楚蛮之地,并有明确的姓和都城。所以有学者以为,此时才有“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名(张正明《楚文化史》。)从鬻熊至熊绎历代居丹阳后,丹阳就成为楚人立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史记·孔子世家》记楚昭王时令尹子西语:“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看来楚人初居丹阳,只是弹丸之地,其后,即以此为立足点,向南推进,发展成为雄踞南方的泱泱大国。因此,一部楚国历史与文化史的起点,应从丹阳说起;而丹阳究在何处,也当然就成为我国历史上长期讨论的热点。《汉书·地理志》谓丹阳属今安徽当涂境,《水经注》即已否认,故此说已为后人所不取。《水经注》否定了此说后,称今湖北秭归为熊绎之始国,故丹阳在秭归。另外,《史记·楚世家》集解引徐广语、《左传·桓公二年》正义引宋仲子语,谓丹阳在今湖北枝江。这两种说法来源均较早,今天亦多有学者持此两说。清人宋翔凤在其著《过夜录》卷九《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徒郢考》中,则首倡丹阳今河南淅川说。淅州在丹江之北,符合丹阳的地望。此说日渐盛行,今人从此说者甚多。张正明、喻宗汉依据古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进一步认为,鬻熊所居丹阳在今丹水之阳,熊丽所居丹阳在讨睢山之间(《墨子·非攻下》:“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即今湖北南漳境,熊绎所居丹阳则在睢山与荆山(《左传·昭公十二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之间,亦在南漳境,故他们认为,丹阳地望,实为异地同名(张正明、喻宗汉《熊绎所居丹阳考》(《楚学论丛》1990.9江汉论坛专刊)。楚人南徙丹、淅一带后,在商末周初期间,迫于商、周的压力,是难以向东、向北、向西拓展的,只能向南推进,故从鬻熊至熊绎几代,以故地丹阳为中心,沿丹、淅水南下至睢山、荆山一带,进行开辟,是很符合楚人早期的行踪的。地面扩大了,然熊绎都丹阳,仍有可能在淅川。事实上,今淅川发掘出了众多的楚墓群,出土了很多文物,可见其地确为楚国早期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除上述各说外,还有学者认为,淅川是西周末至春秋初的都城,熊绎所居丹阳似当在今陕西商县的丹江河谷(石泉、徐德宽《楚都丹阳地望新探》(《江汉论坛》1982年第3期)。

《左传·昭今十二年》记右尹子革答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奔,跋涉山川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左传·宣公十二年》记晋栾武子语:“楚自克庸以来,……训之以若敖、[虫分]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草莽、山林意近,故熊绎辟在荆山,实属山林蛮荒之地。筚路,杜注:“柴车。”孔疏:“以荆竹织门谓之筚门,则筚路亦以荆竹编车,故谓筚路为柴车。”蓝缕,杜注:“敝衣”。《方言》说:“楚谓凡人贫衣被丑敝为蓝缕。”“筚路蓝缕”,是说熊绎等先辈穿的是敝衣,坐的是柴车,带领部众在山林草莽之地辛勤开发,建国立业,充分显示了楚人不畏艰苦,敢于与自然斗争的精神。从鬻熊至熊绎几代,随着楚国的建立,楚族也就从氏族制进入到早期奴隶社会了。

楚人立国后,与中原诸侯一样,必须按时述职进贡。上文说的“跋涉山川以事天子”,是说熊绎携带桃弧棘矢等地方特产,涉渡汉水、丹江,翻越秦岭,风尘仆仆,“以事天子”,奉承唯谨。楚人除贡桃弧棘矢外,还贡苞茅。《左传·[亻喜]公四年》记楚成王十六年时,齐桓公率中原诸国南下攻楚,理由之一是“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楚国马上认错,表示以后照常进贡就是了。苞茅,杜注:“包(苞),裹束也。茅,菁茅也。束矛而灌之以酒为缩酒。”缩酒的“缩”字,《说文解字》作[艹/酉],释为“礼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凶匕]酒,是为[艹/酉],象神歆之也。”[艹/酉],从酉、草,酉即古酒字,草即茅,祭祀时,束茅而立,以酒自上浇下,其糟则留在茅中,酒汁渐渐渗透下去,状神之所饮。这就是缩酒的仪式(缩酒之礼)。荆楚盛产茅,《禹贡》、《汉书·地理志》等就有“包匦菁茅”的记载。楚人居丹、淅至睢、荆山一带后,可能就掌握了这种祭祀方法,后来则传至中原地区。《周礼·天官》说:“祭祀供萧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楚之菁茅不贡于天子三年矣。”所以,周王室一直是依靠楚国进贡苞茅来进行祭祀的。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艹绝],设望表,与鲜卑守燎,故不与盟。”韦昭注:“置,立也。[艹/绝],谓束茅而立之,所以缩酒。”在岐阳盟会上,熊绎管理置茅缩酒,并与鲜卑酋长一起“守燎”,是无资格参加诸侯盟会的。这一方面说明熊绎地位之低下,另一方面也说明楚国不仅有进贡苞茅的义务,其国君还须亲自主管缩酒仪式和“守燎”祭天。在政治上,楚国国君地位不高,在缩酒祭祀上却享有特权。这可能与楚地独产苞茅和楚人传统的掌天人相通的职责有关。楚人对此亦极为重视,引以自豪。楚人姓芈,历代楚国国君都冠以“熊”字,即以缩酒为职,以职为氏。“熊”从“[今]酉]”(见于楚器上,楚国国君(王)自称“[今/酉]某,如湖北随县出土的楚王bo,铭文有“[今/酉]章”二字,安徽寿县出土的楚王鼎,铭文有“[今/酉]肯”、“[今/酉][于/心]”等。),“[今/酉]”即“[艹/酉]”,[艹/酉],像神饮酒;“[今/酉]”像人饮酒,是“[艹/酉]”的人格化,“熊读入喻纽,[今/酉]读入影纽,古清浊不分,于声至近”(商承祚《寿县新出土楚王鼎考释》(《国风》第4卷,第3期)。

[今/酉]、熊通假,后来一律把“[今/酉]”写作“熊”字了(张正明《楚文化史》。)所以楚人姓芈氏熊,即以缩酒祭天(神)为氏。这在“天人合一”的氛围下,楚人进贡苞茅、主管缩酒祭祀,是极其荣尊的职责。当然,有学者以为楚人的图腾是熊,故氏熊(持此说学者认为,楚人是黄帝之后,而黄帝据说有“六兽之师”,其中就有以熊和罴为图腾的氏族部落,楚人可能就是以熊为图腾崇拜的部落之一。罗香林在《中夏系统中之百越》一文中说:“楚人首领,世世冠以熊字,似熊为在楚人原所氏,亦即以熊为图腾祖遗影。”)。

三、周昭王攻楚及其失败

楚国是西周侯卫统治下的“南国”之一。商末周初,由于鬻熊举族投周之后,楚与周王室的关系一般是良好的。周武王死,子成王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史记·鲁周公世家》。)后来,流言澄清,周公又回去了。周康王时,楚与周关系亦属正常(《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语:“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亻及、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究其原因,一是周楚同源(周人,姬姓,传说是帝誉之后),鬻熊臣周,奠定了亲善关系的基础。二是周初克殷,后又周公东征,足见殷商残余势力与东方方国部落一直叛周抗周,周王朝不得不全力东向,重点打击东方方国部落。三是楚人辟在蛮荒之地,势弧力单,只得卑事周天子,当不会引起周王室的重视。

但是,“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左传·隐公十一年》),楚是周王朝的异姓国,一开始就受到周天子的歧视,甚致在诸侯盟会上,都没有与盟的资格。周王室对齐、晋等诸侯国均有赏赐,而楚国则无。时过五百多年,楚人对此仍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如春秋中后期,楚灵王就说先王熊绎与齐、晋、鲁、卫等国君一样并事周康王,四国可得珍宝之器,而楚国则无分,因此要与周王室“求鼎以为分”。右尹子革告诉他:“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左传·昭公十二年》。)这种建立在“亲亲”、“尊尊”的宗法等级基础上的主从关系,必然产生深刻的矛盾,从而导致征服和反征服战争。事实上,早在周初,周王室为了加强对楚国和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势力的控制,在汉东就分封了一些姬姓国,在南阳盆地,又有申、吕等姜姓国(姻亲国)。楚国慑于周王朝的强大,不得不进贡苞茅等物,表示臣服。

周成、康王时期,东都洛邑建成,东西连成一片,长达千里以上,初步巩固了对“东土”的统治。周共王时,楚国一方面卑事周王室,一方面“筚路蓝缕”,辛勤开发,国家已呈勃兴之势。所以到周昭王时期(约公元前1000椙?77年),周、楚关系开始紧张起来了,周昭王集中全力,打击楚国。据陕西扶凤出土的《墙盘》铭文记载:“弘鲁召(昭)王,广笞荆楚,唯狩南行。”可见周昭王亲领军队南征,声势浩大。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周昭王攻楚,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周昭王十六年(约公元前985年),周昭王“伐楚,涉汉,遇大兕”。这次,一般认为其时与上述《墙盘》记载相同。周昭王领军渡过汉水,深入荆楚一带。渡汉水时还遇见“大兕”(兕,古代犀牛一类动物。《左传·宣公二年》:“犀兕尚多。”)。

第二次,周昭王十九年(约公元前982年),周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日[壹],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这次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大部丧失。这次失败归咎于天时不利,实际上周王朝军队当遭到楚军强有力的伏击。

第三次,“昭王末年,夜清,五色光贯紫微,其王南巡不返”。此年,据鲁纪年推算,当为周昭王二十四年(约公元前977年)。这次攻楚,周昭王全军复没,周人讳言此事,模糊地说“南巡不返”。周昭王死因,《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这里说的“船人”,就是楚人起而抗周,设计献胶粘接的船只,船驶至中流,胶液融化,船只解体,周昭王及其部众,溺水而死。屈原在《天问》中写道:“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周昭王累累南征,当然不是为了贪求什么,而是由于楚国的勃兴,引起周天子的惊恐,不得不领兵亲征,企图遏制楚国的发展。

周昭王攻楚及其败亡,是我国历史上一件大事。此后,周王朝由盛而衰,楚国则日益发展强大,逐步走上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道路。

四、熊渠对周王朝的公开对抗

周昭王死,子穆王立,西周社会矛盾不断加深,国势日趋衰落。在统治阶级内部,由于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等级不同的奴隶主贵族,已呈现升沉兴衰的波动,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政治失势,田地荒芜,家境日蹙,而原来地位低下的贵族,则注意生产,招徕奴隶,经济实力不断增长。这样就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和斗争。在这同时,广大奴隶人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剥削奴役,或逃亡,或奋起抗争,奴隶制危机已日益加剧,江河日下。

周王朝对周边方国或臣属民族,除索取贡物外,又不断地进行征服战争,掠夺人口和财富。所以,周王朝与周边各部一直存在深刻的矛盾。周边各部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长,与周王朝的军事冲突也逐步升级,已非昔日周王朝能轻易地予以征服或压服了。据《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时,西北境犬戎诸部日益强大起来,有时竟骚扰到宗周(周公东征后,西边关中平原,以镐京为中心,称为“宗周”。东边的河洛地带,以东都王城为中心,称为“成周”。)附近。周穆王亲自领兵攻打犬戎,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白狼、白鹿或系氏族徽号。)从此,周王朝与西北犬戎各部关系更加紧张。正当周穆王西征时,东土的徐偃王联合徐奄诸部乘机发动叛乱,举兵伐周。周穆王闻讯后急忙回军东向,并不得不向楚国求援。楚国大举出兵,与周王朝一起攻打徐偃诸部,徐偃王败亡(此从《后汉书·东夷传》、《博物志》所记。)昭、穆之后,西周进入共、懿、孝、夷、厉诸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912-842年)。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迭起,井田制开始崩溃(据周共王《卫鼎》铭文载:裘卫以绢帛等交换矩伯一个“里”,说明西周井田制下“田里不鬻”的格局开始瓦解。)周王朝统治更加腐朽没落。北方的[犭/严]狁、西方的犬戎、东方的淮夷、南方的荆楚,交相叛周攻周,西周统治岌岌可危。《汉书·匈奴传》说:“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之故。岂不日戒,猃允孔棘。”约公元前895年(周懿王十五年),周王朝一度被迫自镐徙都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周夷王时,“荒服不朝”,天子始下堂见诸侯,[勤见-力]礼废。

与周王朝内外矛盾重重、国势穷蹙相反,楚国经一百多年的艰苦奋斗,国势则蒸蒸日上,由弱而强。熊绎下传四代至熊渠时,楚国已巩固了自己的根据地,开始向周围地区开拓。

熊渠,勇力过人,胆略非凡,是楚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国君。由于他功绩卓著,楚国后人也是把他作为神奇人物传颂的。如《韩诗外传》说:“昔者熊渠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殷羽,下视,知其为石。”《史记·龟策列传》甚至还说,连后羿的射技也不及熊渠。熊渠不仅善射,在战场上勇于作战,而且在政治上也很有头脑。他向周围地区的开拓,大致执行的是近交远攻、先礼后兵的方针。楚国发迹于丹、淅,后向睢山、荆山发展,即沿丹水而下,逐步至汉水流域。其间广阔地带,杂居着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此外,西南有巴人,东南还有扬越。在周王朝的压迫下,楚人一方面臣服姬周,一方面巧与周围方国部落周旋,求得生存与发展。《史记·楚世家》称熊渠在江汉地区甚得人心,“蛮夷皆率服”,可见熊绎以后历代,为了站稳脚跟,对群蛮百濮等方国部落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有丝毫怠慢疏忽。熊渠承继国君后,国力增强,后方稳固,开始有重点有选择地攻打邻国,开拓边境。

《史记·楚世家》:

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

庸,杜预注为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在荆山西,故地处楚国西陲。它历史悠久,曾随同周武王灭商。熊渠攻庸,除了为巩固自己的后方外,还在于削弱庸这一古国地位,以播扬楚国的声威。扬粤,即扬越(此扬粤(越),地处荆楚。《中华地图学社》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明扬粤(越)在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地区。旧解扬越因扬州得名,是因战国后越人散布古扬州各地,说明春秋战国后,扬越由西而东,向扬州流徙。),指古扬水以东以南、洞庭湖区域的越人。熊渠向西攻打庸后,即沿汉水而下攻打长江流域的越人,一直攻打到鄂(今湖北鄂州市境)(鄂,有西鄂、东鄂之别。《括地志》说:“邓州向城县南二十里,西鄂故城,是楚西鄂。”故西鄂在今河南邓县境。东鄂,则在今湖北鄂州市境。此鄂,当指东鄂。据《史记正义》说,原邓之西鄂,是后来东徙至鄂州的。)鄂,交通方便,物产丰富,是当时炼铜业的中心。在鄂境内,今大冶铜绿山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商周时期一直就是一个著名的炼铜基地。熊渠攻打越扬,兵锋直抵鄂,主要原因就是为了夺取那里丰富的青铜原料,并试图把扬越至鄂一带,纳入楚国管辖范围之内。当这一战略目的初步实现后,熊渠不满足原来子男之国的地位,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公然也以天子自居,封长子康为句?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史记·楚世家》。)句?,裴[马因])。熊渠把如此广阔的“江上楚蛮之地”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就是力图把楚国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增强国力,以与周王室对抗。

楚人长期臣商,后又从周立国,所以在政治上,也仿效商周,实行以王为首、分封诸侯的奴隶主贵族政体。当然,熊渠的分封,只是一种尝试,后来随着周王朝的衰败,周初大分封的形式在楚国并未实行,但其奴隶主贵族政体的基础----采邑制则是普遍推广的。楚国后来出现的许多大贵族,如若敖氏、[艹/为]氏、屈氏等,就是从最初实行采邑制发展而来的,[艹/为]氏、屈氏并以采邑为氏。

周厉王时,强化国家机器,垄断国家资源,对周边“荒服”地区,不断攻伐,荆楚亦不例外。《史记·楚世家》说:“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为了保存实力,避免与周王朝正面冲突,于是自动去其王位,取消对儿子的分封,继续臣服于周。从熊绎至熊渠(约公元前1027-963年)的一百多年间,楚国由弱变强,与中原各诸侯国一样,逐步摆脱周王室的束缚,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其时,楚国虽然以丹、淅至汉水上游为根据地,但其势力已渐南下,并扩大了对周围地区的统治。熊渠兵锋向南而东,表明他战略发展的重点在南方,企图先在长江流域确立一强国地位后,然后北上争雄,决心走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道路。熊渠的这一方针,对后来楚国国君影响很大,奠定了后来楚国立足于江汉、争霸中原的战略基础。熊渠自称“蛮夷”,“不与中国之号谥”,成为楚人一大精神支柱。楚人长期以来师夏师夷、以夏变夷,创造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荆楚文明,与这一战略思想是分不开的。熊渠不愧是楚国历史上的重要开拓者之一。

五、西周末年周、楚矛盾的继续发展与“汉阳诸姬”

周厉王末年,“专利作威,佐礼进祸”,致使国人财力穷尽,“民不堪命”。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始有准确纪年),“邦人”(国人)、“正人”(百工正长所属之人)、“师氏人”(宿卫王宫的军卒),怒不可遏,冲进王宫,周厉王狼狈出逃,朝政由诸侯掌管(《史记·周本纪》说召公、周公二相行政,《竹书纪年》则谓“共伯和干位”。)。楚国自熊渠之后,历经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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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强  岭南翰苑房佳山公二十六代裔孙,烈字辈,祖籍:广东台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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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
西周初年,荆人的残部主要是季连的芈(MI3)姓后人,已西迁至丹水与淅水之间。鬻熊为首领时,审时度势,率楚民背弃商纣王,西行投奔周文王,并受到周文王的器重,周武王继位后,有图南之意,楚人觉察后,在鬻熊之子熊丽的率领下,举部南迁至睢山与荆山之间,暂时避栖于荒野之地。周成王时,周公避祸于楚,楚人敬之如上宾,周公大感其德,周公回朝后诉说此事,感动了周成王,于是周成王封熊丽之孙熊绎为楚君。荆楚开始跻身于诸侯之列,楚国正式诞生了。

楚人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惨淡经营,至熊渠时初露峥嵘。熊渠是熊绎第四代孙,是一位既有才识又有进取精神的君主,他整军习武,趁着中原动乱之机,开始了开疆拓土的进程。三苗早已归顺荆楚,熊渠把征伐重点放在西部和东部。在西征中,攻打了庸国(今湖北竹山境内),拉开了拓疆序幕。在东讨中,楚人攻打了位于今湖北中部的扬越,势力推进至江汉平原。接着远征,攻打了位于今湖北鄂州境内的鄂国。

征战既后,楚国逐渐兴盛起来,真正立于诸侯之林,熊渠离经叛道,分封3个儿子为王,镇守长江中游的3个要地:虽然在周王朝的压力之下,熊渠取消了3个儿子的王号,但楚国仍然在江汉平原扎稳了根基。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阳,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平王三十一年(公元前740年),熊通为楚地之王,继续了熊渠的开篇拓土历程,公元前706年,楚国攻打姬姓诸候国随,并逼周天子晋升其爵位。遭拒绝后,熊通亲率大军再次征讨随国,大获全胜后,熊通自称"楚武王",成为天下诸侯中第一个敢于自己称王的国君。楚成王时,楚国在令尹子文的治理下更显强盛,楚国的大国声威真正建立起来了。

成王两传至庄王。庄王励精图治,终成霸业。庄王曾率领楚军,浩浩荡荡开赴伊水与洛水之间,对周天子耀武扬威。庄王武功之时,选拔孙叔敖实行文冶,楚国出现了经济繁荣、文化灿烂的鼎盛局面。

吴楚大战后,楚国经过8年的休养生息,逐渐恢复了元气。惠王时,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其间,楚国和诸侯列国战战和和,并无大的建树,一直延续到简王、声王。公元前400年,韩、赵、魏合兵数次攻楚,向楚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楚悼王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任用吴起开始变法,并取得了成效,一时间,楚国兵强马壮,横归中原,初露称雄之势。

威王后期,楚国成了七雄中唯一能与秦国抗衡的大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广阔。"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楚国至此进入了最鼎盛的时期。


伍德强  岭南翰苑房佳山公二十六代裔孙,烈字辈,祖籍:广东台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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