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女界先锋”伍智梅
枕 荞
抗战时期，她时常与宋庆龄、宋美龄一起，出现在慰问将士的劳军团队中。她登台发表演说，鼓舞士气；她深入一线，为受伤的士兵送去温暖；她慷慨激昂地号召女同胞走出家门，通过救护伤病、保育儿童、救济难民等形式为抗战作力所能及的贡献。她就是宋庆龄的挚友、被誉为民国“女界先锋”的伍智梅。在五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伍智梅凭借顽强的意志力和不懈的实际行动，在医学、教育、政治和女权运动等众多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印记。
出生于革命家庭，父亲是辛亥元勋伍汉持
伍智梅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他的父亲是辛亥元勋伍汉持。
伍汉持出生于1872年，是广东新宁(今台山)人，青年时加入基督教，并进入佛山的英国惠斯礼会医院，成为一名西医。伍汉持先是在香港油麻地行医，后又转入广州，创立图强医学院和图强医院。他的妻子李佩珍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性，擅长产科，也擅长投资理财，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他们把家安在广州旧仓巷一栋简易的木板房里，小屋的简陋与对面庄严的西式建筑——图强医学院和图强医院，形成明显的对比。
伍汉持为人慷慨、心地仁厚。在广州，他坚持为付不起医药费的平民义诊。1910年10月到1911年3月，东北爆发鼠疫，上万人因感染去世。疫区急需医生，但大部分人都不敢去。伍汉持知道后挺身而出，他说：“医，固所以救人也，死生有命，吾何惧哉?”
伍汉持与孙中山、史坚如等同盟会成员多有接触，倾向革命。在广州期间，他还考入广东法政学堂，这是继直隶法政学堂之后，中国第二所法政学堂，也是南粤第一所法政学堂。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伍汉持积极支持革命，广州光复后，被委任为广东都督府医务部部长兼北伐军医官。
1913年，伍汉持当选国会众议院议员。二次革命后，伍汉持在众议院弹劾袁世凯，并敦促袁辞职。
伍汉持的遗骨，如今安放在广州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西侧。他的纪念碑题词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题写。2012年3月，马英九先生为墓碑题词：勋猷共仰。
伍汉持去世时，伍智梅只有14岁。父亲为理想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和鼓舞了她，她立志要成长为父亲那样的仁人志士。此后的人生历程，确如她少女时代所期望的那样。其子黄仰山评价她：“在性格和为人上，她五分之四像她的父亲，例如：热血奔腾，正直敢言，轻财慷慨，执着地追求理想，一往无前，不顾生命地投身于公共事业。”
第一代女西医，致力于推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建立
20世纪初，伴随着辛亥革命的政治大风暴，妇女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尽管如此，在那个年代，大多数妇女的生活重心仍旧局限于家庭，操持家务、相夫教子。有远见卓识的伍智梅，选择了与众不同的人生道路。从基督教广州真光中学毕业后，她进入广州夏葛女子学校学习西医，成为一名掌握了现代西方医学技术的女西医。1924年，伍智梅与何香凝、居若文、沈慧莲等创办了广东贫民生产医院，这家医院曾在一年之内为近万人治过病。她还与何香凝、宋庆龄等人一起创办了妇女儿童福利会。
伍智梅继承了父亲未竞的事业，在父亲创办的学校担任老师，培养具备现代医疗常识的助产士。伍智梅的工作，使得广东妇女因难产而死亡的比例大大降低。她还把父亲留下的图强医院改造成“伍汉持纪念医院”，其规模与设施在当时均属一流。伍智梅亲任医院董事长，严格聘用医学人才，以便为民众服务。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华南肿瘤医院(后发展为今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前身。
1932年，受广州市政府委派，伍智梅赴美国考察公共卫生事业。历时两年半，沿途考察了美国西雅图、芝加哥、旧金山和纽约等市以及加拿大的温哥华、京士顿、蒙特利尔等市的公共卫生状况，也考察了古巴、巴拿马、秘鲁等欠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状况，并利用难得的机会在芝加哥大学、纽约市政府卫生局等处学习医学。她最终将沿途考察报告汇编成册，为广州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宝贵蓝图。
伍智梅考察回国后，大力宣传现代公共卫生知识，致力于推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建立。1936年，在一个卫生展览会上，她发表公开演讲，力陈建立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的必要：“国家之隆替，在于人民之健康，健康者众则国强，赢弱者多则国弱，此必然之理也。而人民是否健康，则视公共卫生设施如何为准则，如过敏深谙卫生之道，国家又能创造健康环境，则社会中生产里当然增加，国家之经济自然赋予，而国必盛。”“公共卫生为我国目前迫切要务，应用科学方法，以保护国民之生命及幸福，在消极方面，当减少疾病与死亡之数量，及预防瘟疫之发生；积极方面须增进国民之健康及生命。” “现代公共卫生，已卓然成一延年益智及增进健康之科学艺术，并不仅以诊断及治疗为满足，更需研究疾病之起因，凡人体遗传，家庭状况，个人习惯，操作休息，所处环境等，均需详加考察改善。”她的许多论点，在今天看来依然很有教益。
“女界先锋”，倡议成立广东女界联合会
1919年，伍智梅与同乡黄建勋结婚。黄建勋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回国后追随孙中山，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和大元帅府金库库长、大本营盐务署署长等职。婚后的伍智梅，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但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除了在医学和医疗卫生方面的事业，她更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
为更多的女性谋求就业、教育、婚姻等方面的自强自立，让她们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机会。
五四运动后，伍智梅和几位先进妇女倡议成立了广东女界联合会。她提出建立女界联合会的宗旨：一、联络女界开启其自觉，灌输其所知；二、对于工商各业当提倡革命，使妇女在生活上得到经济独立；三、多设各种职业专门学校以及大众小学校，并注重贫民妇女工业教育，使妇女得智识技能之解放；四、注重道德以杜解放后误人歧途，致有损人格而遗后患之虞。
广东女界联合会成立后，伍智梅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为了节省经费，她把办公地点放在自己位于广州市仓边路的家中。在她们的努力下，当时的广三铁路甚至录用了40名女职员，这在广东是前所未有的大事。
1921年3月，伍智梅等人利用广东议会起草宪法的机会，组成了女子参政团到议会请愿，争取参政权，结果被打伤。
伍智梅等人的女权运动，引起了国际妇女界的关注。1922年至1923年间，美国女作家格蕾丝·汤普森·西登(GraceThompsonSeton)来中国游历，并写成《中国灯笼》(Chinese Lanterns)一书，描绘了她在游历中接触到的中国新女性的形象。在有关医学界的一章里，对伍智梅有专门介绍，并配有照片。她如此描绘伍智梅的形象：她穿着羊驼毛织品的长裙和外套，外罩一件外科医生的工作裙。几颗镶金的牙齿惹人注目，黑色的头发既光且亮。她用均匀的、能干的、有表情的手来家中表达她对妇女的看法，为她们甘愿奉献自己的生命，“妇女受苦了这么久，她们应当有权力，她们应当在法庭和公共机构里工作，她们应当受教育，她们应当知道怎样独立”。
伍智梅是女界先锋，也是丈夫的战友，共同的革命信仰将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令人扼腕的是，1926年，黄建勋因革命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少年时期就失去父亲的伍智梅，此时又失去了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位亲人。但她强迫自己尽快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因为在她的规划中，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孙中山的追随者、宋庆龄的亲密战友
伍智梅的父亲伍汉持和丈夫黄建勋都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支持者和追随者，伍智梅和他们一样，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
孙中山先生晚年，结合对国家现状的研究，重新解释三民主义，黄建勋以孙中山助手的身份参与其中工作。1924年1月到8月，孙中山多次在公开场合发表阐发三民主义的演说，这是他一生宣讲三民主义最系统、最详尽，也是最后的篇章。当年1月，他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宣讲三民主义时，特意邀请在广东女界影响巨大的伍智梅与何香凝、沈慧莲上台就座聆听。凝结了孙中山和他战友们集体智慧的三民主义，影响了伍智梅的一生。
孙中山晚年，与黄建勋、伍智梅夫妇交往颇多。孙中山有逛旧书店的爱好，但往往囊中羞涩，没钱买书。黄、伍二人就曾出手相助，自掏腰包帮孙中山先生买下中意的旧书。
1925年6月底，五卅惨案爆发，民众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民大会。宋庆龄作为会议主席之一，带病参与大会并慷慨陈词，伍智梅一直陪伴宋庆龄左右。
1927年，为纪念孙中山，广州倡议建立市立中山图书馆，并决定募捐筹款。时任广州市市长林云陔委托伍智梅等人赴美募捐，伍智梅欣然应命。伍智梅一行历经美国、古巴、加拿大、墨西哥等国，得到当地侨胞大力支持，顺利完成任务。后来，广东省政府又增加了投资，终于在1933年10月建成了图书馆，并由伍智梅担任第一任馆长。
抗战期间，伍智梅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伍智梅多次陪同宋庆龄慰问伤病员，鼓舞他们的斗志。1938年夏天，她还陪同宋庆龄与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曾养甫一起检阅广州女子抗日壮丁队。宋庆龄也非常支持伍智梅的工作，抗战期问，伍智梅与同事在重庆开办中华女子职业学校，并亲任该校董事长。这所学校培养女子的工作技能，鼓励她们在经济上实现独立，并倡导女子参政。宋庆龄得知此事后，将一笔国际友人的捐款转给该校，对伍智梅的事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
创办育婴院，收容抗战阵亡将士的孩子
抗战期间，因为时代的需要，伍智梅在青年时代就提出过的妇女参政主张得到更进一步的落实。1938年5月，宋美龄邀请各党派妇女领袖及妇女界知名人士48人，参加在庐山图书馆举行的战时妇女座谈会，伍智梅、邓颖超等人应邀出席。会后，她发表了《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此后，伍智梅更是身体力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员。
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上，伍智梅提出《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案》。在提案中，伍智梅先是论述了现代国际战争中人力的重要性，说明要想赢得抗战胜利，必须调动广大妇女的力量；其次，举例说明广大妇女在救护伤病、慰劳战士、战地服务、保育儿童、救济难民等方面能发挥巨大作用，从而论证了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的可行性。伍智梅提案中的建议，被大会采纳并转发给了各级政府。为了推行这些建议，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伍智梅本人常常登台发表演说，慷慨激昂地号召女同胞在国家存亡之际走出家门，为国家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抗战后期物资短缺，身在重庆的伍智梅了解到，广东家乡许多留守的老弱妇幼缺乏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为帮助家乡的父老乡亲，她在重庆开展募捐，筹集物资药品，打算运回家乡。当时，公路被日本人破坏，交通不畅，伍智梅不惧艰险亲自带队，用自行车驮着物品，克服重重困难，将物品送到了广东。
抗战时期，时局动荡，社会混乱，许多孩子失去了家庭。伍智梅和她的同事们先后在重庆、四川、昆明等地创办育婴院，收容那些与亲人离散的孤儿。这些孤儿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抗战阵亡将士的后代。现居台湾的伍智梅长孙黄坚回忆说，伍智梅晚年客居台湾时，仍然和当年育婴院收容的一些孩子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其中一位是一无名抗战将士的后人，伍智梅为孩子起名叫潘树人。潘树人聪明上进好学，伍智梅根据他的特长，资助他学医。潘树人后来成为有名的医生。还有一位将士遗孤，名叫陈立纲，他的身体条件非常好，伍智梅推荐他接受飞行培训，他后来顺利成为战斗机试飞员。陈立钢后因飞机失事而一条腿受伤，被迫退役。在他人生的低谷阶段，伍智梅不顾经济拮据，让他住在家中。后来，陈立纲走出人生低谷，组建幸福家庭，并学有所用，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驾驶农用飞机重返蓝天。
与儿女聚少离多，晚年享受天伦之乐
伍智梅与丈夫黄建勋养育了三子一女，丈夫去世后，她将四个孩子托付给娘家，自己一心一意致力于工作。她的幼子黄庭植，在十多岁时遭遇事故身亡，次子黄庭祯因为弟弟的死亡受到刺激，导致精神疾病，被送往美国接受治疗。大女儿黄姵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居昆明并在那里成家。在宋庆龄的关照下，黄姵嫦后赴美与弟弟黄庭祯团聚。
伍智梅的长子黄庭柱，一直跟随母亲生活。抗战时期，黄庭柱随母亲辗转重庆、昆明等地，抗战胜利后定居南京，已经长大成人的他在事业上也给予母亲许多支持和帮助。晚年的黄庭柱曾撰文回忆儿时母亲对他的教导：当年为举办广州育婴堂和筹建市立中山图书馆，妈妈四处奔波，把我寄放在广州市东山培正中学附属国民小学寄读。学校规定哥宿生不准私自出校门买东西吃，但妈妈唯恐我肚子饿，每天都在放学时派人送点心给我吃。有一次，一个姓黎的同学偷跑出去买吃的，撞上舍监，不顾一切挣脱回来，向我求助。他已经被记过两次大过和两次小过，若再被处罚，就将被开除。为了帮他，我向舍监谎称刚才偷跑出去的是我。我被记了大过，并被罚星期六下午不准回家。妈妈接到通知，匆忙跑到学校来看我。她没有责骂我一句，只是问我是不是家里送来的东西还不够吃?我直摇头，眼泪掉了下来，妈妈的眼眶也装满了泪水。她自言自语地说：“如果爸爸还在，我就可以全心看顾你们了。”自从那天起，妈妈每天都亲自送东西到学校来给我吃，有好几次我发现她坐在我身边耐心等待我吃完时，频频看表。我知道她很忙，为了不耽误她的工作，我将代同学认罪的事情告诉了她。我满以为妈妈会为我的侠义而高兴，谁知恰恰相反，她严肃地责备我不应该掩护错误，“你这不是在帮朋友，而是害了朋友。” 她不顾我的哀求，第二天将实情告诉了学校。正当我为黎同学的命运感到不安时，我看见妈妈和舍监一起出来，脸上堆满了慈祥的笑容。当晚，妈妈为我和黎同学请了假，带我们回家，为我们做了美味的咖喱鸡，炖了一大碗牛腩萝卜汤，还买了一斤荔枝。我们痛快地吃了一顿后，妈妈告诉我们，学校宽恕了黎同学，这次不开除他，但必须痛改前非。而我被记的大过也不消除，因为我犯了蒙骗师长的过错。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伍智梅离开南京到了香港。得知伍智梅到了香港，宋庆龄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她，劝她留在大陆。伍智梅执意经香港去台湾，她希望能在台湾看到孙中山先生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得以实现。长子黄庭柱一家也随母亲到了台湾，并一直生活在一起。黄庭柱到了台湾以后，长期供职于媒体。
58岁英年早逝，未酬壮志待后人
在台湾期间，伍智梅担任“立法委员”，搞“土改减租”。她推行的措施，极大地鼓舞了耕种者的积极性。但是因为她主张的政策接近“社会主义” ,受到右翼政客的排挤。伍智梅在精神上感到极度苦闷，却无法向人诉说。伍智梅长孙黄坚说，小时候，他一犯错，就会被祖母训诫，训着训着，祖母就开始讲三民主义，从推翻清政府，讲到外曾祖父伍汉持的壮烈牺牲，讲到妇女的平权运动，再讲到抗日救亡，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小孩子不懂事，听得稀里糊涂，长大以后的他，才完全理解了祖母的一片苦心。
伍智梅的晚年，虽然抑郁不得志，却从来不消极，但凡有一点希望，都要努力去做。为了争取其他“议员”支持，推动议案的通过，伍智梅经常在家中请客。当时伍智梅的经济状况相当拮据，为了省钱，家中时常连电灯都舍不得开。请客前，为了办得体面，她常常带着孙子外出借款。到了下月发薪水，又带着孙子出去一一偿还借款。那些与祖母手搀手出去借钱还钱的情景，一直印刻在黄坚的脑海里。
伍智梅长孙黄坚，是其长子黄庭柱的长子。和父亲一样，黄坚也是一名新闻人。1987年，他被《中国时报》旗下的报纸派驻北京采访，充当两岸交流的桥梁。他也是1992年海峡两岸通邮、通信的重要促成者。同一年，他耗时6个月，足迹遍布祖国大陆的42个城市，撰写系列报道介绍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变化，让台湾人民了解大陆同胞的生活现状。黄坚还通过种种途径，找到了生活在大陆的久已失联的亲人。近些年来，他更是频繁往来于海峡两岸，尽自己所能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支持祖国统一。黄坚说：“如果祖母泉下有知，知道两岸终于结束音讯不通的局面，可以自由地交往，她该会有多高兴。并且我们在广州、重庆，还有南京等地的亲戚都找到了，这又是多么令人惊喜。”
(感谢郭彬先生、黄坚先生对本文给予的支持。)
此文刊载于《炎黄春秋》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