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元末明初及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麻城人为先”问题

所谓“湖广填四川”，是指历史上湖北、湖南两省人户迁居四川的人口迁移现象。“湖广”，是指今湖北、湖南两省，元朝设置湖广行中书省，辖境包括今湖南省全境及湖北、广东、广西的部份地方；明清两朝“湖广”虽已分省，习惯上仍称湖北、湖南两省为“湖广”。

本文就所接触到的材料，对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的具体经过，“湖广填四川”的历史原因、“湖广填四川”在四川历史上的作用，做一粗略的探讨。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麻城.jpg：

一、“湖广填四川”的概况及其原因

现代的四川人中有很大的一部分祖籍湖广。在《四川通志》、四川各府州县志和族谱中，有不少关于湖广人入川落籍的记载。《(**)巴县志》记：“自晚明献乱，而土著为之一空。外来者什九皆湖广人”（《巴县志》卷十)。《资州志·杂编》也记：“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本省当元之际，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少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逮今五百余年，生齿甚繁。考其原籍，通曰湖广，麻城孝感人为尤多”(《资州志》卷十)。还有许多志书说：“蜀遭兵劫后，土著少，报垦半楚民”(《绵竹县志》卷二十八)。“国初时，蜀中甫经献贼之难，定邑土著绝少。嗣后广为招集，民多自楚来徙，垦荒占田，遂为永业。生聚安养，繁衍不可纪(《定远县志》卷一)”。

《简阳县志·氏族志》揭示出湖广人在简阳全县人口所占的大致比例：一、简阳县先后有十一个省的人入籍，外省人占全县222个家族中的213个，占全县人口的绝大多数；二、湖广人又居外省入籍简阳县者的多数，为全县外省人213个家族中的133个；三、湖广麻城孝感人又占入籍简阳湖广人的将近一半。

迁入四川的湖广人在不断发生阶级、阶层分化的同时，人口迅速增加。云阳的涂氏，于清康熙年间入川，“始以一二人之播越，历十世二百年之久，有二千三百九十人，现存者一千二百九十六人”(《云阳涂氏族谱》卷二十)。清康熙年间由湖南邵阳迁入四川江北居住的徐应栋、徐应彬、徐应梁弟兄三人，到清末时其家族人口数已繁衍至数千人。上述方志、族谱的记载与实际调查材料也是大体相符的。

湖广人在川分布很广。早在康熙末年，从川东夔巫一带大山区到肥沃的川西平原；从大城市成都、重庆到偏僻的乡村市镇；从川南的苗族地区到川西和川西北的藏族、羌族地区，无不有湖广人的足迹。陶澍在《蜀輶日记》中说：“四川今则楚人半，而吴粤之人亦居其半”，表明了鄂人移居四川的情况。

湖广人从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而大量地迁入四川呢?

湖广人进入四川，主要是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这两个时期。而湖广人之所以在这两个时期大规模地向四川进行移民，都与元末和明末两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战争有着密切关系。

(一)元末明初湖广人迁移四川

元末明初湖广人进入四川，主要有如下三种原因:

(1)“避乱入蜀”、“避兵入蜀”

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反元农民大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起于颖州(今安徽阜阳)，张士诚起于高邮，随之湖广蕲黄的徐寿辉和随州的明玉珍亦相继发动起义。起义爆发后，为了躲避元朝官军的杀戳和战争的纷扰，居于湖广地区，特别是湖广东北部随、麻、蕲、黄一带的地主、士商以及一些农民群众相继逃入四川，即元末所谓“避地入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明末监察御史王慕吉谈到自己家世时曾说，“先世楚麻城孝感乡人。明初，始祖与秀公避红巾乱入蜀，占籍成都”（咸丰《内江县志》卷十三）。吏部文选郎中张庭，明光禄寺少卿宿进，营山的罗朝英，新都的杨廷和等人的祖先亦都在这个时期迁入四川的。

(2)追随农民领袖明玉珍入川

元朝末年，起义军首领徐寿辉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明氏后在四川称帝，国号“大夏”。明玉珍湖广人氏，史料说，“随州人起兵结屯，推其里人明玉珍为屯长”(**《江津县志》卷三)。后明氏归顺于徐寿辉部，“以元帅守沔阳。率斗船五十艘掠粮川陕间，乘虚袭重庆)。”（道光《邻水县志》卷二)

明玉珍在四川创立“大夏”政权，其率领入川的农民军大都籍贯湖广，而且多是湖广东北部之随州、麻城一带人。这些以农民军身份入川的湖广人，在明玉珍失败后，大部分失散并在四川居住下来。

在乡土观念极为浓厚的当时，明玉珍在四川建国改元后，必然有许多湖广人乘势追随其移居四川，《内江县志》就说：“明玉珍以至正乙未（1355)入蜀，据有诸郡，东人避乱者归之。玉珍又楚北随州人，招集乡人以自固，其势然也。”

(3)明初政府的湖广“实蜀”

朱元璋在打败明玉珍攻占四川后，为了补充四川人口的不足，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曾下令迁移一部分湖广人到四川开垦。“明洪武四年(一三七一)命廖公永忠进讨，岩渠人或助为乱，廖公破之，遂大屠杀。复遣楚黄、麻人来实兹土”(道光《大竹县志》卷二十二)。《内江县志》中也有“明洪武二年奉诏迁麻城之孝感乡实蜀”的记载。

元末明初就已有大量湖广人入蜀定居下来。《蜀輶日记》说：“自玉珍僭夏，楚兵随之，川东北己多麻城”人了。据有关族谱、方志的记载，如邻水的甘氏，长寿的李氏，云阳的蒲氏，巴县的刘氏，壁山的张氏，宜宾的樊氏，资中的冷氏，荣县的詹氏，丹棱的陈氏，氏山的邹氏，遂宁的张氏等等，都是元未明初入川的湖广人，并一直在四川传继下来。

(二)明末清初湖广人大量入川

明末清初，湖广人又一次大量入川。这个时期湖广人入川主要有如下几种情况:

(1)随张献忠入川的湖广人

张献忠率领的起义军，从崇祯六年(公元1633)起，到崇祯十七年入川前，主要转战于湖广各地。他们成年累月在湖广地区与明官军作战，部队损耗很大。而新士兵的补充来源主要是依靠当地的贫苦大众。因此在农民军中除了少数高级将领外，大部分中下级骨干，特别是广大士兵多系湖广人。

张献忠几次在湖广地区扩大补充部队兵员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

1、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张献忠曾在湖广西北部的谷城假降于明将熊文灿。在驻军谷城期间，张献忠修整备战、大力扩军使起义军由两万人发展到十万人，扩大的8万人中主要是湖广人。

2、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四月、五月、八月和十二月，张献忠曾在湖广之麻城、武昌、长沙和荆州等地区数次扩大部队，湖广人参军不在少数。

当时，湖广麻城是大地主比较集中的地方，所谓“楚士大夫仆隶之盛甲天下，而麻城梅、刘、田、李尤号富宗。家僮三四千，雄张里街。”(《蜀龟鉴》卷一)大户富家中被当着牛马使唤的有着强烈的反抗情绪，迫切要求获得解放。当张献忠攻克蕲州之后，家僮奴隶们共推汤志到蕲州联络，热烈欢迎农民军进入麻城，他们踊跃参军，被张献忠编为“新营”。资料说：“时献忠……闻麻城使者至，大喜，即刻期进兵。乡兵闻之，各解围走。献忠遂入麻城，城中降者五万七千人。献忠别立一军，号为‘新营'。选勇士将之，势复大振。”(《明季北略》卷十九)不仅麻城“宦仆”大量参加了农民军，而且“蕲、黄凶黠少年多归之”。(《见闻随笔》卷上)吴与泌在《秋崖遗老传》中记载:张献忠在湖广麻城地方“尽掠少壮者隶为贼。”这一资料一方面诬农民军的征兵扩军为“掠少壮者”，另一方面却从相反的方面证明了麻城百姓与“宦仆”的从军之众的盛况。这支主要由“宦仆”组成的“新营”，作战能力很强。张献忠攻克武昌时，“新营”首战告捷，立了大功。所以，当时有人说“献忠藉汤志力破武昌”（《湖北通志》卷六十九)。

张献忠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五月攻克武昌后，将武昌“男子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录为兵”(《见闻随笔》卷上)。八月，攻克长沙。又在长沙大量扩充部队。“献忠在长沙，挡兵为九营，四营皆老卒，五营皆新附。”(《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七)部队规模扩大一倍以上。不久，他又在荆州再次扩军。“十二月陷荆州。尽掠荆州之民剪发为贼兵，上犯四川，势甚盛。”(《荒书》)此外，张献忠还在湖广地区扩大水师，并建立了“孩儿军”、“婆子营”等。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张献忠由湖广进军四川时，起义军部队总人数不下四五十万，这四五十万人大部分是湖广地区的贫苦劳动人民，几十万以农民军身分入川的湖广人，除一部分在作战中牺牲外，有相当大一部分长期在四川留居下来。

(2)清初入川开垦的湖广人

清朝初年，为了利用四川“千里沃野”的自然条件，恢复和发展经济以增加朝廷赋税收入，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招民垦荒、鼓励湖广人入川开垦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为了鼓励和督促地方官重视招民垦荒工作，清政府康熙元年(公元1662)，颁发“申明地方官开垦劝惩之例”；在康熙十年“又定四川垦荒升用例，……该省现任文武各官招徕流民三百名以上，安插得所，垦荒成熟者，不论棒满即升。”(《清朝文献通考》卷二)。

康熙十年(公元1671)，清政府明令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长寿县志》卷三)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清政府做出“以四川民少而荒地多，凡流寓愿垦荒居住者，将地亩给为永业” (《万县志》卷九)的规定。同年，还规定凡他省人民“在川省垦荒居住地，即准其子弟入籍考试”(《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九)。在清政府移民政策的鼓励下，清代之初，四川地方官吏对于人户入川的安置工作是较重视的。道光《大竹县志》就有这样的记载，“邹图云，江西进士。康熙四十一年任(大竹知县)时，奉文安集楚民填实竹邑，勤慎廉洁，明决果敢。”

清政府实行鼓励和扶持移民四川的政策，使湖广人户大量向四川迁移入籍。资料揭示，“楚省……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四川通志》)；“康熙中地方初平，大吏乃招两湖农商实之，荆、楚间人前往懋迁及占垦者，所在多有。”(《楚民寓蜀疏》、《云阳涂氏族谱》)《汉州志》所载的《王氏祠序》说，康熙年间单是由湖南武攸迁往四川的王姓即达数百家之多。而在汉州(今广汉县)入籍者即有数十户。湖广人户大量入川开垦，使四川人口迅速增加，“向之落落晨星者”的隆昌县，居然也在短短的十年中“忽为攘攘肩摩地”了。(同治《隆昌县志》卷三十六)

(3)避重赋入川的湖广人

清初，统治者为了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和挥霍所需，急于恢复生产。康熙元年实行“申明地方官开垦劝惩之例”，要求“州县卫所荒地一年内全无开垦者，令督抚题参。……其己垦而复荒者，削去各官开垦时所得加级记录，仍限一年督令开垦。限内不完者，分别降罚。……又以各省开垦甚多，自康熙二年为始，限五年垦完。如六年之后查出荒芜尚多，将督抚以下分别议处……”（《清朝文献通考》)

各级官吏们为升官发财，在垦荒复业中大捞一把，谎报垦荒之例接踵而来。从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至康熙六年(公元1667)，湖广地区谎报垦田数字就达二万一千九百余顷(据《清朝文献通考》)，远远超过了山东、江西、广东、云南等省。类似的数字甚至连康熙皇帝本人也不大相信，乃至“圣祖尤虑官吏有捏报摊派之弊。”

湖南衡阳知县高其任，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捏报垦田达六百余顷，以致该县“虚报垦荒科粮千四百余石”(光绪《湖南通志》卷一八二)。高其任把这明明无田可产的谎报科粮分派到农户身上，名曰“倍额粮”。结果弄得“民不堪敛”，只有逃往异乡。当时有个叫王仁纲的诸生，跑到湖南按察使那里举报揭发这件事，结果反受酷刑拷打，还几乎“坐以生员言事律置之死。”针对此类事情，时湖广总督郭琇说:“湖南民稀地广，民或不能完课，遂致逃避者有之”(《清朝文献通考》卷二)。这种现象遍及湖南各地，决不只是高其任一人所为，而是上自巡抚下至县令。普遍捏报垦田数额，以求一显，以图升官。

清代初年，战争频仍，人民各项摊派、赋税沉重。康熙初年，湖南巡抚周召南在《清除湖南三大苦差示》中说：“年来征收无度，差徭溢滥，攫取之术，指不胜屈。”各衙门的差役此往彼来，源源络绎不绝，到处索轿，索马、索夫，索钱。而地方官吏亦“借役私派”，“官须一车，吏役如辄索十车”（同治《衡阳县志》卷七）。此外，如农民在缴纳赋税时，还要受所谓“大户包揽”赋税的中间剥削，名目多不胜举。处于“老幼无倚，穷苦无告”死亡边缘的湖广人民，只有向他乡逃亡，以获得一线生路，其中大部选择逃往川省。何以逃往川省?第一，当时，四川人少地多，入川后较易获得土地。因为四川有这样的“吸引点”，甚至有湖广地区的中小地主也把原籍土地卖了，带着钱到四川以*价(数钱一亩)大量购买土地。原籍湖南湘乡的徐安凤弟兄就是此类典型人物。见四川“地稠而腴”，将原籍土地卖了，于康熙年间入川，在江北之沙坪场一次就买得大量田土(《徐氏族谱》)。第二，到四川不耽心户籍问题。清政府有关于湖广等外省人入籍的具体规定；第三，楚蜀长江相通，舟楫交通较为便利。

这样，“天府古国，海内羡为乐土”(嘉庆《汉州志》卷二十七)的四川，在上述情况下吸引了大量湖广人入川。

(4)逃荒入川的湖广人

清初湖广地区不断发生的水灾、旱灾、蝗灾和瘟疫迫使大量灾民向外地逃亡求生。

康熙二年(公元1663)，湖北武昌等十八个州县发生大水灾；康熙六至八年，湖南衡阳连续三年大旱；康熙八年湖北发生大水灾；康熙十年，石首、武昌、均州、枣阳等二十个州县先后发生了水灾、旱灾和瘟疫，而湖南邵阳一带则发生了旱灾和螟灾。

通观清康熙年间，湖广地区灾害频仍，不停歇的水灾、旱灾、雹灾、蝗灾和瘟疫，引起了普遍的饥荒，“民穷日以蹙”，乃至“死者甚众”。湖广人民在这样严重自然灾害的打击下，无力抗灾只能弃家出逃。

一般来说，人民逃荒总是选择较易谋生而路程又较近的地方。对于湖广人来说，当时的四川正是这样的理想地区，雍正六年(公元1728)的一个谕令中就说：“大约因川省旷土本宽，米多价*。”“谓川之米三钱可买一石，肉价则一钱可买七斤”。“因地旷人稀，食用者少，”(同治《新化县志》卷一上)所以清初逃荒到四川的湖广人络绎不绝。如原籍湖南邵阳的周宗陛妻肖氏，因灾荒家贫，不能自食，“率三子西行，跋涉数千里，佃居金堂县属之长鱼沟。”(**《简阳县续志》卷二)原籍瓶捕之舒氏，亦“因淑浦岁饥，尔遂携女入川，侨居罗江”。(同治《罗江县志》卷二十五)湖广人因灾荒逃向四川的情况，直到雍正、乾隆年间都还在继续着。雍正五年“因本省(指湖南)歉收米贵，相率而迁移四川者不下数万人。”(同治《新化县志》卷一上)

二、“湖广填四川”移民的历史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省与省、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移民”活动是贯彻始终的，从正面看，“移民”的存在促进了地区间的交流，推动了经济发展，提高了民族凝聚力。湖广向四川的移民活动，最早并非始于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早在唐代和北宋时期，就有外省人迁往四川地区，而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的移民是两次规模较大的，其中尤以明末清初规模为最大，影响为最巨。

这两次以农民为主的大规模的移民活动，都是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和巨大灾害影响下而发生。它们对四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清朝初年，在四川人口锐减的情况下，湖广移民入川，缓解甚至解决了四川劳动力极端缺乏的问题，他们在开发四川，推动四川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开垦劳作增加了四川耕地总量。他们不是“所在隙地，若为开垦”，就是“佃业耕种，勤于稼穑，寒暑无间”(**《简阳县续志》卷七《士女篇》)。外省移民们把湖广的先进生产技术传授给四川人民。在他们与四川“土著”人民的共同劳动下，四川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据雍正十一年的《四川通志》记载，可以看出，雍正六年四川实熟上中下耕地达到431200余顷，相当于康熙十年四川实熟田地的29倍多，等于明万历年间的实熟田地三倍多。雍正六年，清政府共征收丁条粮银达634900余两，相当于康熙十年的16倍多。

清康熙年间，一个四川人在给康熙皇帝的奏疏中说：“巴蜀界连秦楚，地既辽阔，两省失业之民就近入籍垦田，填实地方，渐增赋税，国计民生岂不两有攸赖。”(《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十七《艺文志》)这虽然一方面道出了清朝统治者鼓励湖广等省人户入川开垦正是为了政府增加赋税收入，但另方面也说明了大量的湖广移民对于四川社会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巨大作用。

“湖广填四川”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四川商品经济发展。在“移民”过程中，有许多湖广人入川从事手工业及商易活动，“手工业”及贸易属于商品经济的范畴。《遵义府志》记载:清初，在四川的壁山、荣县、汉州(今广汉)、德阳、什邡等州县，许多城镇都设有“湖广会馆”等，这些会馆由商人一人或数人合资资兴建，表现了湖广商人在当地的经济实力、商业能力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影响力与感召力。大商人钟正品自湖广黄安入川，做盐运生意，来往贩运于川、鄂之间(《**长寿县志》卷十四之金石)；原籍湖广的胡仁宇之父辈在清初“服贾入蜀……赀累钜万”(道光《新津县志》卷四十《艺文下》)。

还有许多湖广人在四川或从事手工生产和矿业开采，或“烧窑种靛，贸易其间”。其中有能者开办矿场，“货殖三十余年，捆载归里。”

他们的手工业生产及与此相关的商业交易，增加了四川的商品总量，繁荣了市场，活跃了流通，为四川“天府之国”的地位做出了贡献。

（来源：百家姓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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