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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为什么楚国多公族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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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楚国多公族叛乱?

像春秋时期的若傲氏之乱,战国时期的白公胜之乱。楚国近800年的历史,这些公族的势力一直很强吗

作者:谦卑骑士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802752/answer/118786726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先说结论:楚国体制是西周分封体制的加强版,自春秋中期以来,以公族为主的地方县公势力做大,成尾大不掉之势,本质上是楚国体制日渐老化导致的,是分封体制的固有弊病。

提到楚国必须要提的便是楚国的县制。楚国是诸夏中最早设县的国家,可以追溯到楚武王时代,论者往往以此认为这是楚国前期王权强大的制度根源,然而随着研究深入,应该看到楚国的县与后世的郡县有着本质的区别,

一个突出特征便是楚国往往是灭国置县,大部分位于北方边境地区,也正是因为,楚国往往保留了故国的基本结构,并且恢复了为其重设宗庙,实际上是楚国的附庸国,诸如楚文王【实县申息】,然而在整个春秋时期申息之师都是作为独立的军事部队出现,而最能体现县公势力的莫过于申公巫臣与楚王的冲突了。

此外,县公的来源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任用当地的贵族,一种是派遣公族进行统治,到了春秋中期,公族任县公的情况成为主流,比如息公屈御寇、叶公子高、沈尹戌都是楚国的公族。县公在县内拥有较大的军政权力,在楚国初期王室尚且可以对其进行控制,比如禁止世袭等,然而到了春秋中期,以公族为主的县公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开始威胁王权。

简单进行一下梳理,楚国在体制上有意模仿西周的宗法分封体制,与之分庭抗礼,是西周宗法分封体制的升级版,以公族为主的县公实为楚国内部的诸侯,楚王试图以王权节制县公势力,然而在这种体制之下,县公拥有极大的地方势力,并且日渐膨胀,逐步威胁了王权,到了春秋中期,随着地方势力的强化,公族日益成为楚国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最早的公族为乱的事例应为庄王时期的若敖氏,从武王到庄王之间的十二位令尹中若敖氏便占了九位,庄王即位之后王室与若敖氏的矛盾终于爆发。庄王九年,【楚子与若傲氏战于皋浒】,春秋前期应当说楚国王权仍然强大,【遂灭若敖氏】。

然而消灭了若敖氏并不意味着可以改变楚国的政治体制,此时的楚国仍以宗族为基本社会单位,作为集权体制基础的编户齐民尚未成为主流,庄王不可能彻底楚国的社会体制,因而在消灭若敖氏之后庄王只能继续分封与自己更为亲近的公族,暂时遏制地方势力,也就是【内姓选于亲,外姓选于旧】。

庄王的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方与中央、公族与王室的矛盾,但是无法彻底解决体制的问题,只要分封体制依然存在,公族势力便依然会是王权的威胁,日本学者安倍道子称之为“公子群政治”。这一矛盾到楚灵王时期再次激化,楚灵王即位之后实行迁县政策,大力打击公子群势力,试图加强对于县公的控制,以强化中央集权,然而楚灵王的举动引发了公族的不满,由此引发了公子弃疾的叛乱,终结了灵王政权。

公子弃疾即位为平王之后恢复了之前的政策,积极笼络公族,公族问题进一步恶化,在吴师入郢以后,楚国王权进一步衰落,彻底无法抑制公族,面对公族白公胜的叛乱,只能依靠同为公族的叶公平定,王权已经彻底衰落。

在这一背景下,楚惠王大封封君,将公族的地方势力制度化,后世的昭氏、景氏便起源于此,这也意味着在经历了武王到庄王的王权时期、庄王到灵王的斗争时期以后,楚国彻底变成了一个贵族国家,而这一趋势直到吴起变法才有所缓解。

总而言之:楚国的体制是一种加强版的宗法分封体制,在这种体制之下以公族为主的地方县公拥有极大的地方势力,正是由于这种体制的存在,王权无法彻底消灭公族,到了灵王之后,公族逐渐开始威胁王权,而到了惠王以后,楚王再也无法抑制公族势力了。可以说,楚国的公族问题,和同受宗法体制影响的鲁国、卫国如出一辙,在宗法分封体制之下,公族作为宗法的直接受益者,往往成为王权的重要威胁,楚国概不能免俗。




==================================================
参考资料:
张正明:《楚史》
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
谭黎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官制研究》
晏昌贵:《春秋楚王权与楚国政治地理结构》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9-12-10 11:28:06编辑过]


伍德强  岭南翰苑房佳山公二十六代裔孙,烈字辈,祖籍:广东台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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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畫似誰

反对楼上所有答案。知乎惯例: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题主问楚国为什么多公族叛乱?

一问:何为公族?  

我们一般会认为是王族宗室中有王位继承权的,不出现任国君父、兄、子三族的。如果已经别立门户、丧失王位继承权、下降为卿的,我们即可认为不再是公族了。例如鲁国的“三桓”,郑国的“七穆”,还有晋国的大家族狐氏、胥氏、先氏、栾氏、郤氏、韩氏等。因此题主问题中的若敖氏(斗氏、成氏)和白公胜本身都是丧失王权继承权的卿。

二问:公族叛乱多么?  

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的导致楚国内部动荡的,大致分为这么几种状况:

  ①公族王位争夺  春秋:楚武王弑侄子;楚成王弑兄堵敖;楚穆王弑父;楚灵王弑侄子郏敖;楚平王弑兄  战国:楚王负刍弑弟 

 ②卿族叛乱  春秋:权尹斗缗叛乱;斗克之乱;令尹斗椒之乱;申公巫臣叛逃  战国:白公胜之乱;楚声王为盗所杀;令尹吴起之难;庄蹻暴郢  

③外敌入侵  春秋:吴破楚之战  战国:鄢郢之战  春秋弑君三十六,身为四大流氓之一的楚国就占到了九分之一(不算楚武王),且的确都死于公族内斗,而非卿族克上。同时代的鲁国弑君五起,齐国弑君七起(忍痛不计紧接着的田氏三连杀),晋国弑君六起,不明白楚国的优势何在。   

三问:导致楚国权力斗争原因是什么?  

综上可以观察到,楚国即使发生弑君事件,也不会诱发大的动荡,所谓“芈姓有乱,必季实立,楚之常也”(《左传·文公元年》)。由此我们可以推导出,弑君者在发动对现任君主袭击时,已经掌握了王权,弑君行为本身,只是一道过户手续而已。所谓公族叛乱,不过是王权内部斗争。与卿族的利益几乎没什么关系。  那么卿族叛乱又是怎么回事?  楚国文明的发育晚于中原,直到西周末年政治制度还停留在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楚武王、楚文王先后征服随国为首的“汉阳诸姬”、吸收中原文明后,始建立起兼具中原封建和部族特色的政治体系。包括:①县制;②以令尹为首的政府和以莫敖/司马为首的军队。

县制是郡县制的雏形,是官僚制的外化,与之对应的是贵族封建制。在春秋时代,诸夏县制中,晋国县制最为成熟,已经形成官僚制的雏形,但其是受二级封建的卿族控制;齐国县制的特点在于单位比较小(等同于“村”),同样也在卿族控制的范围内;秦国县制是建立在对西戎部族的管理上,县公是部族首领,很粗糙。  楚国的县制不同于诸夏的县制,首先在于楚国的县是直接受到王权的控制的,楚每灭一国每置一县,都是王权的扩张,这是楚国内政稳定的基础;其次在于楚国县制单位很大,其兵力相当于一小国且受县尹(公)节制,这带来的影响是每当楚国内乱都有个别县尹浑水摸鱼。晋国和楚国的县制都是行政单位和军事单位的混合体。  

文武分治同样是官僚制的具体表现之一。楚军出征,以莫敖/司马挂帅为主,但也不排除令尹挂帅出征的情况(毕竟楚王也需要挂帅出征)。文武分治在此阶段尚比较粗糙,职权划分也不明确,但较之诸夏纯粹的政军混一(例如晋国的中军将和宋国的右师),似乎又要先进一点。

可以看出楚武王设计的政治制度具有超越时代的智慧,官僚制的建立意味着王权的集中,其内部政治环境就相对稳定,能够集中力量向外部扩张(郢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因此优越的地缘政治和早熟的政治制度,是促使楚国能够迅速崛起(中兴)的主要原因。  楚国的卿族有赏邑的不多且不大,也没有世袭的官职,因此大多数楚国卿族的利益得不到稳定的保障。我认为,在楚国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周期性的卿族危机(非封建危机),其具体表现就是庙堂冗员,内部分化严重,官员整体素质下降,应变效率低下。最为显著的四次是:楚庄王时期的斗椒之乱(前605年);楚昭王时期的吴破楚入郢(前506年);楚肃王时期的吴起之难(前381年);楚顷襄王时期的鄢郢之战(前278年)。这四次动乱结果均造成了卿族人口剧减、以及卿族势力的重新洗牌(斗椒之乱后,若敖氏灭亡;吴破楚入郢后,蒍氏销声匿迹,昭氏、景氏崛起;鄢郢之战后,昭氏、景氏、屈氏俱消失,外姓黄氏、项氏崛起),王权得以强化,以及恢复安定后迅速进入一个或大或小的发展高潮(庄王称霸、昭王中兴、威怀之盛和吞鲁东扩)。从吴起变法的内容来看,其精力也是主要针对郢地卿族过于集中的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楚怀王时期的庄蹻暴郢事件应当不是此类卿族危机,其诱因推测是清算垂沙之败责任引起暴乱,伤亡主体是平民,卿族则恪守封邑自保(“庄蹻起,楚分而为三四。”《荀子·议兵》;“庄蹻发于内,楚分为五。”《商君书·弱民》)。

相比较而言,楚武王时期的斗缗之乱,是对新生县制的挑战;楚庄王时期的斗克之乱和楚惠王时期的白公胜之乱,都是王权控制最为薄弱时(国君年幼)的铤而走险,事件本身带有突发性;楚共王时期的屈巫叛逃(时楚共王才10岁),其留在楚国的本族遭到王权控制者令尹子重的清洗;楚灵王时期的公子弃疾之乱,是因为楚灵王流连申地、逡巡不返,也是王权最薄弱时的突发事件(公子弃疾是被裹挟叛变的);楚声王为盗所杀,史料不详。以上五起牵扯面很小的叛乱及其平定都与其职位有很大关系(斗缗为权尹;平定斗克之乱的是庐邑大夫戢黎;熊胜为白公,平定白公胜之乱的是叶公沈诸梁;巫臣为申公;公子弃疾时为蔡公)。

我们可以总结出:

①大部分情况下卿族都无意于叛乱,叛乱均是临时起意或个人恩怨,没有所谓旷日持久的权力斗争;

②卿族叛乱必须依靠所在职位(令尹、司马、县公)所提供的资源;

③一旦进入卿族危机时期,必定以消化大量卿族人口为代价。

但无论如何,在楚国的政治体制下,王权始终保持优势。在王权强盛时,卿族与国君对抗毫无胜算;在王权薄弱时,卿族叛乱还受到其他卿族的掣肘,胜算依然很小。类如晋、齐等国的卿族之间互相攻伐兼并的现象在楚国不存在,楚国精英层换血要么是国君屠杀,要么是外敌入侵。  进入战国之世,各国为了适应兼并战争的节奏,纷纷开始了变法。在政治上的变法则是确立官僚制,实现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强化动员能力,将国家打造成战争机器。而楚国体制的状况与其他国家均不同,在于其

①很早已经粗糙地完成了官僚制的任务,王权实现了集中,但是不够精细化,动员能力过弱,在于没有完成编户齐民;

②没有强国传统。楚国的先民曾是中原共主的火正,具有鲜明的宗教倾向,是为楚巫。“巫”的精神内核有三,分别是“法天”、“齐物”和“神遇”。随着时代的发展,“巫”文化一分为三:“巫”、“道”、“骚”。这种自成体系的文化,不仅孕育出楚人独特的思辨和审美,同样也塑造了楚国精英“顺其自然”的政治惯性,吴起变法时息公屈宜臼就曾认为“昔善治国家者,不变其故,不易其常”(《淮南子·道应训》)。  

楚国在鄢郢之战前,国土面积、人口、资源、赋税、技术等均是不在秦国之下的,失败的原因在于

①处于周期性末期,在朝贵族能力低下;

②之前坐看秦国吞并巴蜀,实体差距缩小,地缘上处于弱势;

③接连大战(丹阳蓝田之战、垂沙之战)败多胜少,新兵没有充分训练,士气低落;

④楚国的体制处于凝结状态,缺乏引用外围人才的机制,难以应付战国兼并战争的节奏等。  因此,不能一以贯之的给春秋诸国都套上相同的历史规律,我大楚国自有国情在此。

以上均为我的个人所见,欢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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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里扶苏

有点偏题,这个问题,毕竟楼上何越曦知友讲的很好了,仅谈谈个人想法,不是干货

题主问,楚国公族为何多叛乱,一直很强么

毕竟我们设身处地为古时的王想一想,偌大的天下,谁为朕分忧,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谁去治理,谁为我的助手?

简单,官僚啊,可是,谁为官僚?
王可用之人,无非以下,所识之人:至亲,外戚,公族,挚友,师生,盟友,甚至仆人,伴读,马夫
不识之人:天下闻名之人,有才者,所识之人的推荐,以及早期政治中最常遇到的地方豪族权贵(部落首领,话语人)(当然可能不全,可补充,谢谢大家)
人之常情

早期政治的一个大问题,不就是如何管理好我的国家这份财产么
对于这个问题,东西方无数数得上号数不上号的国家,都在进行尝试。
楼上所提到的晋楚两国的发展,正是东方模式的政治体制的早期探索,如楼上所说,两国在政治制度上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线,但最终的结果却大同小异:
楚国的王,决定重用公族,最终王权衰落,空有江山;
晋国的王,决定重用外臣(当然有前期的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亦是三家分晋,血没长平。

可见,权力由王传到谁的手里,谁就强悍,谁就成为不稳定的因素,最终反噬了王(当然这只是其一,光被授予不够),楚王把权杖交给公族,公族长期握有地方权力,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长此以往,当然利欲熏心,一旦有人要限制甚至剥夺他们的利益,他们又怎么会不叛乱(勉强算是回答)。

东方的两个大国,对于不同模式的选择,都失败了,重用自己人,不行,用外人,也不行?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

于是楼上有评论感叹,郡县制和官僚制,对于帝国级别国家的管理,是一个巨大进步。
可是六卿又何尝不是官僚制的雏形或一种尝试?

有幸的是,我们生活在2000年后,能看到后世一些成功的方法,不仅他们失败了,他们之后的那些帝国,也困扰于此
汉帝国由于前期受公族权力过大影响王权的影响,限制公族,最终外戚,宦官(仆人)轮流当政,地方地主势力做大,亡于那些四世三公的外臣,实则同于晋国


西晋追于前朝公族羸弱亡于外臣经历,重用公族,最终八王之乱,偌大的帝国,青衣斟酒,成历史笑柄,内乱之后空虚无力亡于外患,实则同于楚国,那些大贵族空谈成性,甚至喊不出一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


可见,在战国之后,“王”们也一直在探索把权力授予谁的重要问题
与后世稳定的文官制度相比,早期的王们,真是无奈。

比之后世,这些各种更换角色的授予,重用不同集团的尝试,终究因为缺乏后世的帝国集权式的官僚选拔制度而沦为贵族政治的一种形式,不是重用的人不对,而是重用之后,没有相应的好的传承制度,终至世袭成风,成为尾大不掉的贵族势力。


这些贵族政治因为关闭了底层进阶通道而缺乏活力和帝国级的动员力和组织力,使楚空有江山,而无与其他大国奋力一战的能力;使晋徒有六军,只是自相侵夺,无力兼并天下。

所以,真正让那些非王权势力膨胀的,不是授予对象,而是选拨制度,一个错误的制度导致的世袭,不论他是公族,他是外臣,他是地方权贵,哪怕是至亲,都将转化为贵族威胁王权,导致国家机器的不正常运转,久而久之的覆灭

战国时各国纷纷改革,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开辟一种新的选拔制度,而军功进爵成为当时一种重要的转变,而秦的军功进爵正是一种有利于国家机器的选拔制度,使秦军的战车之轮最终滚滚向前,碾过六国的贵族之梦,可见成功的选拔制度的强大力量。

当然这种偏向乱世的制度也只能生存在他自己的环境中,后世需要一种新的制度来引领,而很幸运的是它应运而生,指导了后面几个大帝国的发展,没错,科举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可以看到科举的功劳,为什么后世“王”们将权力转交给文官集团的早期时候,他们没有从真正意义上威胁到王权的生存?因为优秀的帝国集权式选拔制度,没有让他们早早变成贵族集团,(当然每当一个帝国病态走向末期的时候,这些文官势力也利用其仅有的发挥空间成为大地主,转化为贵族透支国家力量,使一些帝国无力防御外患)。
他们都是从低名望的地方走来,与汉武的尚书少府,有异曲同工之妙。

综上所述,
1. 非王权势力的强大,主要来源于王对他们的权力授予,更重要的是授予之后的再授予到长期授予,世袭之封,楚国公族的强大和叛乱,正是楚国早期重用公族后期又想抑制公族的一种结果表现,他们的叛乱,也多是对抑制公族的一种强烈反抗。


2. 真正要解决王权旁落的问题,不是要思考权力要交给谁,而是建立完善优秀的选拔制度,让接过权力的人保持敬畏和责任,而不是贪婪和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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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公子
古代文学博士

01
公元前529年的那场政变爆发之前,楚灵王所统治的是一个空前强大的楚国。强大到什么程度?强大到它可以完全无视老对手晋国的存在。
吞并陈国之后,楚灵王挥师灭蔡。晋国大夫荀吴向执掌国政的中军元帅韩宣子发出了强烈警告:
“不能救陈,又不能救蔡,物以无亲。晋之不能亦可知也已。为盟主而不恤亡国,将焉用之?”
——《左传·昭公十一年》
荀吴批评道,晋国身为诸侯盟主,在楚国肆意兼并弱国之时却不敢站出来捍卫国际秩序,伸张公理正义,这等于向天下诸侯承认了我们的无能。上一次楚国发兵灭陈,我们见死不救,已经让晋国的国际信誉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如果这一次楚国吞蔡,我们依然无所作为,那么从此之后天下就再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奉晋国为主了!
迫于国内舆论的巨大压力,韩宣子在公元前531年秋天召集厥慭会盟,宣称将共谋救蔡。
但郑子产一眼就瞧明白了,晋国的所谓会盟是做给天下人看的,它才不会为了蔡国而冒险与楚国开衅呢。看到郑国大夫罕虎正忙着治装上路,赶赴盟会,子产冷冷地说道:“你不必去了,别指望他们能拯救蔡国。”
果然,会盟之后,晋国实施的所谓救蔡行动仅仅是象征性地派大夫狐父出使楚国,轻声请求楚灵王放弃对蔡国的吞并。结果可想而知——强横的楚灵王干脆地表示了拒绝。
吞并蔡国之后,楚灵王下令在陈县、蔡县和东、西不羹修筑城池。从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四个“赋皆千乘”的楚国大县兵连势结,共同构成了对郑国乃至对周朝王畿的钳形攻势。此时的楚灵王已经憧憬着挥师北上,求田于郑,分鼎于周了。
眼看郑国可能遭到瓜分,王室可能遭到凌虐,曾经以“尊王攘夷”号令诸侯的晋国在做什么呢?
答案是:北攻鲜虞。
它将自己的军队派向河北,驱逐聚居在那里的鲜虞部落,意图侵吞他们的土地,却没有派遣哪怕一兵一卒南下勤王。和拯救周天子的生死比起来,还是扩充地盘来得更加实惠吧。
回想当初,即位仅仅四年的晋文公不顾楚强晋弱的困局,毅然决定发兵救宋,与楚国决胜城濮。再看看眼下韩宣子避开雄楚、北攻鲜虞的决策,不得不承认,晋国真是英雄气短,日渐市侩了。
大城陈、蔡、不羹,发生在公元前531年。此时的楚灵王环顾宇内,只有东南方向的吴国还没有臣服在他的威权之下。
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两年之后,楚灵王一生第四次东征吴国的过程中,一场将他置于死地的政变爆发了。政变的主角正是他的少弟公子弃疾。

02
复盘楚灵王盛极而衰的历史,他被公子弃疾赶下王座的悲剧正是从任命弃疾为蔡县县公开始的。
那是公元前531年12月的事情。彼时的公子弃疾跟随楚灵王鞍前马后,灭陈吞蔡,屡立战功。战场上的杰出表现逐渐为他赢得了楚灵王的信任。
可是,当楚灵王就任命弃疾为蔡县县公一事向申无宇征求意见的时候,无宇却态度坚决地表示了反对:
“臣闻五大不在边,五细不在庭。亲不在外,羁不在内。今弃疾在外,郑丹在内,君其少戒!”
——《左传·昭公十一年传》
无宇郑重其事地告诫楚灵王,太子、王兄弟、贵宠公子、公孙以及世卿这五类贵胄是不能任命为封疆大吏的。无宇的这个看法很可能是基于普遍性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公元前666年,晋献公将太子申生调离国都绛邑,差他镇守曲沃,大夫里克也曾提出过反对,至于理由,同无宇一般无二。
但是,楚国的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自有其区别于晋国的特殊性在。楚国对外扩张,灭国设县,遴选县公的标准通常是任亲必选贤,选贤必论亲。以公室亲族治理县邑,以保证王权的稳固。
因为职务不能世袭,所以县公想要坐大边疆,构成对王权的挑战,机会并不大。这也是为什么楚国把这一级行政机构称之为“县”的原因——“县”意通于“悬”,意思是治县的权力悬(即遥控)于国君的手中。
公子弃疾作为蔡县县公的候选人,论亲疏,他是楚灵王的同胞兄弟;论才能,陈、蔡之地都是他浴血奋战打下来的。难道弃疾不是蔡县县公的最佳人选吗?
有鉴于此,当无宇阻谏楚灵王对公子弃疾的任命时,楚灵王当即提出了质疑:“陈、蔡、不羹可是掌握在我而不是他弃疾的手里,难道这样还不能高枕无忧吗?”无宇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左传·昭公十一年传》
申无宇的预言最终的确是应验了,但这不免引起我们更深的疑惑:为什么“选贤论亲”这个楚国历代沿用,均行之有效的县公任免原则到了楚灵王这里突然不起作用了?为什么在这个原则下遴选出来的公子弃疾最后要造反,而且还能够成功政变呢?

03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在申无宇说的“弃疾在外,郑丹在内”这8个字当中。
申无宇的这8个字基本概括出了楚灵王执政十几年来选官任官的最大特点:对中央官吏的人选,楚灵王更偏好那些从别国投奔楚国的客卿。至于楚国的本土贵族,楚灵王反而更愿意让他们离开中央,到地方去任职。之所以形成这个用人规律,在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出于巩固王权的考虑。
正如我之前所说,弒君篡位的楚灵王自即位以来迟迟未能完成对楚国政治势力的整合,本土贵族当中一直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反对者。
在政变弒君之前,楚灵王(那时还是公子围)担任令尹,蒍掩担任大司马。大司马与令尹并称“二卿士”,是楚国官僚体系中权力最重的两巨头,更兼蒍氏家族自楚庄王时代以来一直是楚国政坛举足轻重的政治世家。
忌惮蒍掩会成为自己发动政变的障碍,楚灵王借故杀死了他,并且还侵吞了他的家产。政变成功之后,楚灵王再接再厉,继续打击蒍掩的同宗蒍居,又削夺他的田产。
不但打击蒍氏家族,对楚国的另一支老牌贵族若敖氏家族,楚灵王也没有手下留情。

《左传》记载:
王夺斗韦龟中犨,又夺成然邑,而使为郊尹。
——《左传·昭公十三年传》
楚共王在世时五子夺嫡,斗韦龟支持的是五公子弃疾,而非二公子围(即楚灵王)。斗韦龟不但自己支持弃疾,还将儿子蔓成然托付与他,寄希望于弃疾有朝一日能上台执政。对这父子俩,楚灵王先是削夺了他们的封邑,继而又将蔓成然调离中央,到郊区任职。
楚灵王执政期间曾经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移民行动,时间分别在执政第三年(公元前538年)兼并赖国、第八年(公元前533年)兼并陈国和第十一年(公元前530年)兼并蔡国之后。
几乎每一次移民计划的出台都会遭到楚国贵族的猛烈抨击。从巩固君主权力、打击世袭贵族的角度去推测,这些移民计划的目的除了加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外,很可能还包含着将楚国旧贵族连根拔起,迁往边远地区的算计。
若敖氏家族在楚灵王的祖父楚庄王执政时期曾有过叛乱的前科,因此对若敖氏的风吹草动,楚灵王尤为敏感。公元前530年,有人向楚灵王进谗言,中伤若敖氏家族的成虎。楚灵王抱着宁可枉杀、不可放过的态度,不待证据核实下便对成虎痛下杀手。
在这样的铁腕打压下,本土的旧势力一个接着一个被楚灵王挤出中央,那空出来的职位和工作由谁来接手呢?
楚灵王于是大量启用自他国投奔楚国的客卿们。郑国来的然丹,许国来的许围,蔡国来的蔡洧……,构成了围绕在楚灵王身边的新班底。
因为客卿在楚国没有根基,就算坐在中央也无法构成对楚灵王的威胁,因此他们反而成了楚灵王最信赖的臣僚。然丹这个外国人甚至被楚灵王身边的太仆析父称颂为“楚国之望(众人敬仰之人)”,可见楚灵王对他的器重。
打压世族,重用客卿,楚灵王用这种方式开启了楚国政坛的大换血进程。他原本期望藉此清除异己,巩固权力,但最终还是失算了。
被排挤到边地的楚国旧贵族对楚灵王怀恨在心,为了夺回失去的政治利益,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坐镇蔡县、素有宽和之誉的公子弃疾,准备拥戴他上台以与楚灵王做生死之搏。
至于楚灵王倚重的客卿们,他们的忠诚可不像楚灵王以为的那样可靠。
许围本是楚灵王为了控制许国而扣留在身边的人质,公元前533年的那场大迁徙中,许国被楚灵王迁徙到城父,对这件事情许围一直耿耿于怀。
至于蔡洧,虽然受到楚灵王的宠信,但楚灵王发兵灭蔡之时,蔡洧的父亲不幸死在了战火之中。家仇国恨,又岂是楚灵王的区区恩惠所能抹平的呢?
大换血之后,不但楚灵王期望中的政治整肃没有如期而至,楚国政坛的撕裂与仇恨甚至比原来更深,而仇恨所注的焦点,正是楚灵王本人。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晋国的绥靖政策下,楚灵王宾服鲁、卫,吞陈灭蔡,貌似强大无匹,却一次又一次地在东征吴国的道路上折戟沉沙,铩羽而归——这个表面强大的国家里,心怀异志的人太多太多了。
失势的贵族们即将在边地发难,对此,楚灵王毫无警觉,所以他最终拒绝了无宇的正确意见,坚持任命公子弃疾为蔡县县公。
此后不久,楚灵王踏上了一生中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讨伐吴国的征程。行前,他命令蔡洧留守郢都,自己则亲往干溪,指挥五大夫的伐吴行动。
只是这一走,楚灵王再也没能回来。蒍居、蔓成然、许围、蔡洧,这一个又一个潜在的反对者私下串联,共同编织起一张政变的大网,将那个还在梦里憧憬着灭吴称霸的楚灵王困死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19-12-10 12:02:01编辑过]


伍德强  岭南翰苑房佳山公二十六代裔孙,烈字辈,祖籍:广东台山四

九上坪,现迁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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