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
本人伍剑，监利人，关于传说伍子胥掘墓鞭尸一说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心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和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的反抗精神。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其实只要对诸史细加考辨即可发现，这件事原系子虚乌有。他的论据如下：
一、按《春秋》笔法与义例，凡有乱臣贼子以下凌上之事发生，莫不口诛而笔伐！孟子曾曰，“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滕文公下》）。按此，则楚平王虽听谗信诬，杀戮忠良，是一个典型的昏君暴主，但倘若伍子胥掘其墓，鞭其尸，仍会被《春秋》视为非分之道，大书特书，贬其为犯上作乱的叛臣贼子。可是《春秋》定公四年对吴兵入郢这件事的记载却极其简赅，仅仅只有五个字：“庚辰，吴入郢。”如此淡淡一笔便透露出定公四年并没有发生“掘墓鞭尸”这件僭冒至极的“暴行”。
二、《左传》记楚事尤为详备，宋代郑樵甚至因此断言：“左氏之书序楚事最详，则左氏为楚人。”但《左传》定公四年记吴兵入郢后的文字只寥寥数笔：“庚辰，吴入郢，以班处宫。子山处令尹之宫，夫概王欲攻之，惧而去之，夫概王入之。”据此可见，吴兵入郢后，吴国的第二号人物夫概王（阖庐弟）与第三号人物（阖庐子）之间便因争占楚国宫室，把偌大的一个郢城闹得乌烟瘴气。当时，派出去追歼逃亡在途的楚国君臣的只是少许部队，遇到一个执意庇护昭王的小小随国，便奈何不得，扫兴而归。在这种情况下，吴兵又有何暇费工旷日去为子胥、伯盉二人钻穴锥埋、掘墓鞭尸呢？何况，如真有此事发生，那么按《左传》惯例，通常也会在传文后照应或补著一笔的。
三、不论是《国语》之《楚语》、《吴语》，还是先秦诸子，均没有一字一句提及掘墓鞭尸。《国语》作为国别史，较多地保持了列国史书记载的原貌和素材，没有给予过多的加工、熔铸。先秦诸子有的生活在吴楚大战当时，有的虽生活于战国中后期，但因相去不远而对这场大战记忆犹新。但他们中谁也不曾提起或言及这件事。如果不是就根本没有这回事，那么上述诸书保持缄默有意不载岂非咄咄怪事！而且，伍子胥如果真的曾经引狼入室、掘墓鞭尸、淫乱宫闱的话，那么，不论是当代楚人，抑或是后世楚人，无疑都会笔伐之、口诛之、同仇共忾声讨之。但是遍寻史籍却没有一句这样的记载。另值得注意的是，如子胥果真掘平王之基，这一举动本身就辱及先人，何以据文献记载楚人还继续纪念并称颂伍氏先人在楚国的功绩和事迹呢？屈原赋所涉楚史上的悬疑怪异之事甚多，可是也未有只言片语说到“掘墓鞭尸”事，而尤令人诧异不已的是，屈原在《九章》中反而极其称颂并自拟于伍子胥。《涉江》云：“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惜往日》云：“吴信谗而弗昧兮，子胥死而后忧。”《悲回风》云：“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楚人对伍子胥的倾心颂扬，雄辩地证明了伍子胥没有“掘墓鞭尸”！
四、传世经籍中最早记载这件事的是较诸子为晚的《吕氏春秋》。其《首时篇》曰：伍子胥“亲射入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不过，这里说的还只是“鞭坟”，而不是“鞭尸”。文献中与此记载大致相同的是《春秋谷梁传》。但《谷梁传》与《吕氏春秋》成书的年代均晚于诸子和《左传》。桓谭《新论》认为《左传》较《公羊》、《谷梁》“为近得实”，《左传》传世后百有余年，《公羊》、《谷梁》方作。《公羊》定公四年也未言及伍子胥亲自参加入郢之战和“掘墓鞭尸”一事。此外，《公羊》载伍子胥曰：“诸侯不为匹夫兴师。且臣闻之，事君犹事父也，亏君之义，复父之仇，臣不为也。”又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推刃之道也。”伍子胥慨然在吴王面前表白了心迹，且这些心迹又确实合乎“春秋”通义，他怎么会话音未落便背信食言，乘入郢之机去鞭平王之墓呢？显然，在这一点上，把《公羊》阐发春秋道义与《吕氏春秋》所载“鞭墓”说糅合在一处的《谷梁》，难以自圆其说。
五、史籍中最早而又最明确地记载伍子胥“掘墓鞭尸”事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云：“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在本传后，司马迁还高度赞扬伍子胥道：“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悲夫！方子胥窘于江上，道乞食，志岂尝须臾忘郢邪？故隐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不难看出，司马迁是极力渲染和塑造伍子胥隐耻雪恨的烈丈夫气概和大侠形象的始作俑者。司马迁为伍子胥单列一传，刻意描述了其壮烈的事迹，及至东汉，伍子胥进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演义式小说。赵晔《吴越春秋》中重点塑造的艺术典型，而“掘墓鞭尸”的情节也被加工、夸张得更活灵活现了。如《吴越春秋》卷上《阖庐内传》载：“吴王入郢上留，伍胥以不得昭王，乃掘平王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左足践腹，右手抉其目，诮之曰：‘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即令阖庐妻昭王夫人，伍胥、孙武、白喜亦妻子常、司马戌之妻，以辱楚之君臣也。”与赵晔同为越籍人的袁康、吴君高所撰《越绝书》与《吴越春秋》在风格、体例上颇相类似，其书卷一云：“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荆平王已死，子胥将卒六千，操鞭捶笞平王之墓而数之，曰‘昔者吾先人无罪而子杀之，今此报子也’。”虽然颇为渲染，但却只写到“鞭墓”为止。这反映出“掘墓鞭尸”说在两汉时期虽风靡遐迩，但并未被多数学者所接受，即或像袁康、吴君高这一类学者也采取的是将信将疑、审慎折衷的态度。
六、《左传》中伍子胥的形象特点及其体现出来的儒家思想！对于伍子胥，后人中大多为其忠孝、勇敢、智慧而高度赞扬，战国时屈原曰：“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陈轸：“子胥忠其君，天下皆欲以为臣。孝已爱其亲，天下皆欲以为子。”，如梁启超：“伍子胥智勇深沉，真一世之雄也。”也有人对其持不同态度，如邵宝：“伍子胥孝知有亲而不知有国，仇一人而戕一国，卒之流毒宗社，不亦甚哉！”后人的这些评价主要依据《左传》《国语》中的史事，也有依据《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作品中的内容，从《左传》的文本来分析伍子胥原始形象特点也是不可能掘墓鞭尸。《左传》成功地塑造了伍子胥的形象：一个大忠大孝，大智大勇的人物形象，儒家的核心思想也在他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从而导致后来的统治者为维护封建制度建立思想體系而有目的地对其形象进行大力宣传，这使得伍子胥的事迹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非子》《吕氏春秋》《吴越春秋》等在《左传》基础上，在伍子胥的史事中添加了许多细节，虚构了一些情节，使得伍子胥的形象显得更加丰满、生动，伍子胥的事迹也因此家喻户晓，其中就包括了伍子胥鞭尸，故事用来警示所有君王必须要有君王之道，否则不会有好的下场！
七、伍子胥作为楚人而帮助吴国攻打楚国，史上一些学者文人便据此认为伍子胥是一个不忠之人，而《左传》并没有在叙述伍子胥史事章节的后面以“君子曰”的形式来发表对伍子胥的不忠的批判，反而在叙述伍子胥对吴王阖闾的忠心史事中显现出一种赞扬的态度，这与孔子辩证的忠孝观是一致的。孔子认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是君臣之间的行为准则，同时也强调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国君要像国君的样子，对于那些没有忠恕之道的国君，大臣“可以犯之”。《左传》中，当大臣遇到使臣以礼的国君，如晋文公等，《左传》便以肯定的态度写出这些大臣的赤胆忠心，但对于反叛无道之君的大臣，《左传》并不谴责这些为臣的“不忠”，反而对这些看似“不忠”的大臣中的有些人持一种肯定的态度。楚平王亲小人费无极，信其谗言娶了儿媳，追杀儿子太子建，杀了伍奢、伍尚，通缉伍员，从而导致伍子胥不忠于他反而助吴攻楚报仇，行文中，《左传》并未否定伍子胥的行为，反而尽力体现伍子胥对吴王阖闾的忠心，明显地体现出儒家的这种辩证的忠孝观，既然孔子明显指出伍子胥具有儒家的思想，说明伍子胥绝对是不可能做出掘墓鞭尸那么极端的事！
八、现代历史学家张君针对伍子胥是否掘墓鞭尸也明确指出：“掘墓鞭尸”之所以造说于战国末际与两汉，与当时的时代氛围有很大的关系。战国、两汉是复仇之风炽盛的时代，凡读过《史记·游侠列传》及东汉马援《诫二侄书》，即可概见侠士的社会地位及影响是何等隆重而广大了，被塑造成大侠的“伍子胥”就正好投合了这种时尚。而后世学人又大多笃信“太史公书”，这便是“掘墓鞭尸”说传流至今的原因所在。
最后结论：伍子胥破楚感觉上是报仇，实际目的是推翻楚国昏晕的政权，然后扶楚平王之孙继位兴楚，这样何又鞭其祖之尸？伍子胥乃忠义之将、一臣兴两国，自然知道自己的所为，所以“掘墓鞭尸”最多也只还过是当时的一句气话罢了，却正好又给了当代小人的一种炒作！（伍氏家谱中专门记载有“辩尸篇”，记载了先祖伍子胥不可能鞭尸!
根据查阅各种资料,伍剑整理
2017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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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By：2019/5/12 10:24:20 [只看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