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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伍鸡与鸡父之战相关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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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鸡与鸡父之战相关问题的研究  发帖心情 Post By:2024/8/14 16:04:58 [只看该作者]

伍鸡与鸡父之战相关问题的研究

● 清华简中的伍之鸡与历史上的鸡父之战     ——李守奎

鸡父之战是历史上的着名战役,是吴楚实力强弱转换的关键,不仅是春秋晚期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是吴人入郢的重要一环,学者多以为是以少胜多的范例,但文献记载语焉不详,后人推测有种种臆想。问题的核心是“鸡父”地理位置的确定,决定着对战争过程及其意义的理解。出土新材料使我们对这场战争有了新的解读。

一、鸡父之战的文献记载与相关研究

鸡父之战见于《春秋》经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10年,吴王僚8年):

(秋七月)戊辰,吴败顿、胡、沈、陈、蔡、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逞灭,获陈夏啮。这是用极其简练的笔法记录了这场战争的结果。

《左传》对战争的起因、战术、过程都有详细记载:

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熸。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熸。帅贱、多宠,政令不壹。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

《吕氏春秋·察微》也记载了这场战争:

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

战争的起因是边邑之女采桑相戏受伤,冲突不断升级,逐渐演变为两国大战。一场是吴王夷昧时期的吴楚大战,另外一场则是其后的鸡父之战,不仅大败楚人,而且掳走楚平王夫人。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糅合这些材料,在《世家》《列传》《表》等多处提及这场战争,但大都言而不详,例如《吴太伯世家》:

(吴王)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

《史记》对这场战争的描述不仅没有提及“鸡父”,而且与《左传》及《吕氏春秋》多有不合。下文还将讨论这个问题。

这场战争是吴、楚实力转换的关键,自此楚由强转弱,吴由弱转强,这基本上是学者的共识,但对战争进程及其战略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关键问题是“鸡父”的地理位置。《左传》杜预注:“鸡父,楚地,安丰县南有鸡备亭。”晋之安丰在今河南固始县东,《中国历史地图集》等据此定位。

台湾三军大学编着的《中国历代战争史》第十四章专论“鸡父”之战,以鸡父的地理位置为核心,详细推论战役的过程与意义,是笔者目前所见最为详细的阐述。择其大要如下:

第一,鸡父在今河南省固始县东南鸡备亭。楚平王于是年秋七月遣使会六国之军于鸡父,准备伐吴救州来。

第二,在战略上言,实为吴楚战争胜败之一重大关键。尔后吴军破楚入郢之战,即系由此一地区而入。

第三,战争的经过如图(略)所示:图与文的观点不对等。楚军自汝、颖之

间淮水北岸出发救州来,但文中却说楚平王遣使征集六国之军“于是年七月秋会于鸡父(今河南固始县东南鸡备亭),准备伐吴以救州来”。

第四,楚太子建之母被吴军劫走为“战后情况”。

读《春秋》和《左传》,可以了解其梗概,知道其结果,虽不知其详,但可以读懂,如此细化深究,反而很不易明白。

第一,杜预以鸡父在安丰县,理由是该县之南有“鸡备亭”。根据“鸡备亭”与“鸡父”中有一字相同,便断为一地。杜预的这个证据十分薄弱。

第二,《中国历代战争史》说楚平王派使者会六国于鸡父,不知何所依据。所救之州来在淮北,所会之顿、胡、沈、陈、蔡、许六国皆在淮北,也没有证据显示此时楚军之活动范围在今固始一带,为什么要选择一个远离盟会诸国,远离所援救州来的地点盟会?联军渡过淮河盟会,然后再渡过淮河救援,十分迂曲难解。图与文字叙述意思相左,楚率领的联军从淮水北岸出发,则更合乎事理。

第三,州来位于淮水北岸,位于东西与南北交通的要冲,谁控制了州来谁就争得主动。吴楚交战,自楚共王八年吴始伐楚以来,一直以州来、徐淮水一线为焦点,在此展开拉锯战。楚灵王被杀,吴借楚乱击败楚军,灭州来,令尹请伐吴,平王未许。不知何年又被楚占领。平王六年,楚城郏、城城父、城州来,实施一系列防御措施。此时吴再次围州来,是其整体战略需求,吴向淮北发展,就必须首先占领州来这个要冲。楚要想保住淮北势力和进一步拓展淮南,就必须守住州来。如果鸡父远离州来,双方在杜预所说的“鸡父”一带作战,就远离主战场,有悖于彼此的战略目标。

第四,《中国历代战争史》因为受制于对“鸡父”位置的理解,把战争的过程理解为吴军围州来,楚兵来救,吴军向东撤离;楚军也撤军,撤离路线是渡过颍水、渡过淮水,撤到靠近大别山北麓的“鸡父”。楚军为什么向这一带撤离?如果联军是为了救州来而来,危机解除,联军任务完成,则应当各归其国。淮南固始一带还有什么战略目标吗?——没有任何依据。

第五,吴围州来必防备楚之援军。州来未下,援军一到就迅速撤到钟离,吴的作战目的是什么?

第六,吴师远道追击,双方摆开阵势,吴以少胜多。如果吴有与楚对决的实力,在州来是以逸待劳,为什么不在州来或钟离一带对决,却要追击?此时楚联军实力毫发未损,又不能设伏或奇袭,何以追击对阵就能获胜?

总的来说,如此理解这个战争的过程,有悖常理。如果“鸡父”位置有误,那么“吴夺其地以对楚,则不仅可驱逐楚国在淮颖地区之势力而控制其周围诸小国,且可由此进入大别山区,而为日后破楚入郢之起点”的战略意义就完全失去了依据。

二、楚之伍氏与出土文献中的“鸡父”

伍子胥复仇的故事家喻户晓,文献对于伍氏家族的记载不可谓不多。《左传》对伍员奔吴的过程有非常细致的描写:

楚子之在蔡也,郹阳封人之女奔之,生大子建。及即位,使伍奢为之师。费无极为少师,无宠焉,欲谮诸王。(昭公十九年,楚平王6年)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何信于谗?”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贰。奉初以还,不忍后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已。”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逃无所入。”王曰:“归,从政如他日。”

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杀之。

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见鱄设诸焉,而耕于鄙。(昭公二十年,楚平王7年)

《史记·伍子胥列传》: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员。员父曰伍奢,兄曰伍尚,其先曰伍举,以直谏事楚庄王有显,故其后世有名于楚……建有子名胜,伍胥惧,乃与胜俱奔吴。

根据传世文献整理出的伍氏族谱如下:

嬖人伍参——伍举(椒举)——伍奢——伍尚

椒鸣    伍员(子胥、申胥)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载,伍举又名椒举,是伍参之子。蔡声子论楚才晋用,谏子木复椒举,子木纳谏,“声子使椒鸣逆之”。杜预注:“椒鸣,伍举子。《传》言声子有辞,伍举所以得反,子孙复仕于楚。”子孙即伍奢、伍员等。昭公十九年杜预注:“伍奢,伍举之子,伍员之父。”我们相信杜预当有所依据。伍尚、伍胥兄弟为伍奢之子,伍尚死,伍胥逃,史籍无异辞。据《史记》记载,与伍子胥一起奔吴的是太子建之子胜。

古书中的伍员,简文作五员,伍氏称谓颇多,有“五”“伍”“椒”“湫”“申”等。“五”是“伍”的古字,古多通用。作为姓氏,汉代有五逢,见《汉书·陈胜传》。简文中的五氏古书作“伍”,楚有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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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氏或伍氏是同一姓氏的异写,应当是以官为氏。

伍举又名椒举,《汉书·古今人表》有“楚湫举”,颜师古注曰:“即椒举”。“椒”与“湫”是音近通假。楚地有“湫”,杨伯峻以为楚灵王时期为伍举采邑。若此则为春秋常例。

伍员又称子胥,见于《左传》,又见于《国语》:吴师围弦。左司马戌、右司马稽帅师救弦,及豫章。吴师还。始用子胥之谋也。(《左传》昭公31年)夫差将死,使人说于子胥曰:“使死者无知,则已矣,若其有知,君何面目以见员也!”遂自杀。(《国语·吴语》)《国语》将其多称作申胥:夫申胥、华登简服吴国之士于甲兵,而未尝有所挫也。韦昭注:“员奔吴,吴子与之申地,故曰申胥。”吴之申地未闻,故难以信从。

“胥”又称“子胥”,这是春秋通例。申胥又见于清华简《越公其事》、张家山汉简《盖卢》,比伍子胥之称要早。五员与申胥之称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清华简《系年》和《越公其事》这两篇重要的历史文献中都出现了“鸡父”:

灵王卽世,【八〇】景平王卽位。少师无极谗连尹奢而杀之,其子五(伍)员与五(伍)之鸡逃归吴,五(伍)鸡将【八一】吴人以围州来,为长壑而汜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汜。景平王卽世,昭王卽【八二】位。五员为吴大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矦,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系年》第十五章)

清华简第七册有长篇史类文献《越公其事》,记载了申胥进谏吴王不要答应越之求成,吴王夫差不同意,予以反驳。在追述历史时也提到了“鸡父”:昔吾先王阖闾所以克入郢邦,【十二】唯彼鸡父之远荆而赐中于吴,右我先王。荆师走,吾先王逐之走,远夫甬(勇)(践),吾先【十三】王用克入于郢。(《越公其事》第二章)这个鸡父应当就是“鸡父之汜”中的鸡父,当即伍鸡,又称伍之鸡,是历史文献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人物。伍鸡以五(伍)为氏,名或字为鸡。伍之鸡犹竞之定,氏与名之间加“之”是楚文献中常见的现象。鸡父犹孔丘称“尼父”,父是尊称。根据清华简中的两篇史书可以知道他的一些情况:

第一,根据“其子伍员与伍之鸡”的排序可知,伍鸡是连尹伍奢之子,伍员之弟。《系年》简文中可以确定的关系是:连尹奢——五员

五鸡

这与从文献中梳理出来的伍氏族谱很不相同。学者或谓伍鸡是椒鸣之讹。因为“鸡”与“鸣”中都有鸟旁就推断其为一人,证据不足;或以为是因“鸡父”地名而杜预注鸡父其人,更是不加考证的妄议。很多历史信息的存废都带有偶然性,很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和时间失传。出土文献研究总是期望得到传世文献的佐证,有时难免牵强附会。

伍之鸡又称伍鸡、鸡父,是伍员之弟,据《系年》与《越公其事》所载,确有其人,史书失传。

第二,伍之鸡在吴人围困州来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利用发掘深沟,利用淮水作战,出奇制胜,大败楚国。后人为了纪念他,把他修建的水利工程称作“鸡父之汜”。

第三,鸡父在辅佐阖闾伐楚入郢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伍子胥与伍之鸡二人为兄弟,一同奔吴。伍之鸡的重要贡献在吴王僚与阖闾时期,《系年》与《越公其事》的记载相当一致。《系年》记载伍员的功绩在伍之鸡之后:“景平王卽世,昭王卽位。五员为吴大宰,是教吴人反楚邦之诸矦,以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越公其事》则是吴王夫差与申胥(伍员)的对话中谈及鸡父在阖闾入郢过程中辅助先王之功,已经成为追述的英雄。从这些记载可以推断伍之鸡虽然是伍子胥之弟,在吴王僚与吴王阖闾时期,率领吴军对抗楚国立下赫赫功劳,但英年早逝。

第五,因为伍之鸡早逝,其人其事历史失传,他的部分事迹被附会到伍员身上。因“鸡父之汜”得名的地名“鸡父”也失去了与伍鸡之间的联系。伍之鸡是伍子胥之弟,兄弟同时奔吴。伍之鸡在吴王僚时受到重用,取得重大胜利,削弱了楚国,为吴之入郢奠定了基础。此人在阖闾时应当还在世。对于重新解读鸡父之战,最重要的信息是“鸡父之汜”。

三、“鸡父之战”新解

历史信息如残留之碎片,发现越多,拼缀就越完整、越接近事实。“五鸡将吴人以围州来,为长壑而汜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汜。”这是全新的历史信息,为重新解读“鸡父之战”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支点。

第一,我们知道了鸡父得名之由来。据简文可知鸡父是人名,是伍员之弟,《谷梁传》作鸡甫,其攻敌之水阵称为“鸡父之汜”,后来该地称作“鸡父”。

第二,《左传》吴人伐州来是鸡父之战的起因。《系年》中鸡父之战就是围州来之战的一部分。

第三,《左传》围州来之役不着将帅,鸡父之战则吴王亲帅。《系年》中围州来之战的主帅是伍鸡。

可以看到,战国时期对鸡父之战有不同角度的记载,流传着不同的故事,后代学者进行不同的整合。把《系年》《越公其事》与传世文献结合起来,可以重新理解这场战争的过程与意义。在吴国崛起、楚国对淮水下游由进攻转为防守的背景下,吴主动出击,伍鸡率领吴人围攻淮水北岸的重镇州来,楚闻讯救援。吴、楚实力不相匹敌,吴需要出奇制胜。

鸡父设水阵胜敌,是这场战争的关键。尽管不知此水阵之详,但可以推断应当位在州来与钟离之间淮水沿线,亦即今安徽凤台与凤阳之间。具体地点不能确知,但不外三种可能:第一,在州来附近,以水围攻,犹如战国时期智伯围赵;第二,在州来与钟离。中某地设下水阵机关;第三,在钟离附近。《左传》说“吴人御诸钟离”,钟离在州来东面的淮水南岸,两城相距175里。伍鸡率兵围州来,楚援兵至,吴从州来向钟离撤离,诱敌深入,楚军渡淮时突然放出“鸡父之汜”中的水,因此可以大胜楚军。这种可能性也存在。

这场战争鸡父是关键人物,鸡父之汜起了关键作用,所以称作“鸡父之战”。“鸡父”,后来其所在地演化为地名,虽然不能确知鸡父的确切位置,但可以确知在州来至钟离一线。杜预注所说的“鸡父,楚地,安丰县南有鸡备亭”,实不足信。

鸡父之战与吴人伐州来之战是同一场战争的不同称谓,与晋楚“邲之战”上博简《郑子家丧》《陈公治兵》称其为“两棠之战”相同。从这个角度看,“鸡父”在州来附近可能性更大一些。

这场战役不是一场战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伍鸡率吴师围州来,采用水阵,大胜“楚师”。这时的楚师很可能是指守卫州来之楚军。

第二个阶段,吴王僚、公子光、掩余率中、右、左三军主力乘胜围攻钟离,与前来救援的军队在钟离展开决战,这就是《左传》详细记载的所谓“鸡父之战”。《系年》和《左传》各记录这场战争的一个侧面。这场战争使得救援的联军彻底崩溃。《春秋》记载云:“吴败顿、胡、沈、陈、蔡、许之师于鸡父。”未言及楚,从《左传》所记录的作战过程看,这场战斗中吴人先“犯胡、沈与陈”,胜利后再放纵俘囚高喊“吾君死矣”扰乱军心,导致许与蔡、顿三国不战而溃。虽然楚所率领的联军崩溃,但楚之实力可能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伤。

第三个阶段,以淮河沿岸之战胜利为基础,迅速进军淮北。这个期间废太子建之母久已失宠,归于蔡,在郹,怀恨在心。楚军新败,太子建母“召吴人而启之”,郹又名郹阳,学者以为在新蔡境内。吴人取得鸡父之战胜利之后,入郹,延淮水、汝水入郹十分便利,掳“楚夫人与宝器以归”才成为可能。楚主帅薳越因为“再败君师”而自杀。这场战争发生在同年十月,在鸡父之战两个多月后。楚主帅自杀是这场战役的最后结果。这场战斗是一次偷袭,发生在“鸡父之战”两个多月后,可以算作“鸡父之战”的尾声,《吕氏春秋》也把它纳入鸡父之战有一定的道理。

《吕氏春秋》边邑两小童争桑导致鸡父之战,作为战争的导火索,可能性不是完全不存在。为了表达其“察微”的主题选择或杜撰一个切题的故事,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司马迁多取异说,糅合所见,把三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主帅的战斗混为一谈。

楚平王十年,亦即吴王僚八年,吴王僚任用伍之鸡为帅,对楚主动出击,取得了“州来之战”的胜利,随后又取得“钟离之战”“入郹之战”一系列胜利,统称为“鸡父之战”,首尾大约四个月。各类文献从不同的侧面记载,扑朔迷离。《系年》与《越公其事》提供了重要信息,使我们得以重新认识这场战争。

这场战役意义重大。首先,楚国在淮河一线连续失败,吴国控制了淮河一线,占有州来,成为吴挑战楚之淮北势力的桥头堡。吴自此可以控制淮河沿岸的陆路和淮、颖、汝等水路,不断蚕食楚之东国势力,为后来的阖闾入郢奠定了基础。据清华简《系年》可知,楚平王去世以后,晋与吴会为一,以伐楚,攻打方城,为后来的阖闾入郢奠定了基础。吴人入郢是沿着淮河水系北上,突破方城入郢。笔者同意《中国历代战争史》对“实为吴楚战争胜败之一之大关键”的战略意义估量,但这场战争重要之处是打开了进军淮北的门户,而不是进入大别山区。其次,吴一旦控制了州来,楚在淮南的势力就如同囊中之物。第二年,居巢、钟离就被吴灭,淮南大片土地完全被吴所掌控。根据出土文献如此理解这场战争的经过与战略意义,文章第一部分提出的种种困惑都可以消除,得到合理的解释。

四、《史记》对相关材料整合之问题

《史记》中没有出现“鸡父”,但对发生在楚平王十年的这场战争在多处提及,错综矛盾。

(楚平王)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史记》的叙述与《左传》及《吕氏春秋》等史料有众多明显的不同:第一,太子建之母在郹,是蔡邑,在今新蔡附近,而不是吴邑居巢。第二,吴人伐楚,败七国联军,太子建之母因楚败而开吴,而不是因其开吴而伐楚。第三,鸡父之战,吴王僚亲率中军,公子光率右军。不是“吴使公子光伐楚”。第四,吴所败为楚与陈、蔡、顿、胡、沈、许七等国组成的联军,而不仅是陈蔡。第五,“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钟离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一段主要取自《吕氏春秋》,从叙述体例上看,是战争起因的追述。与《吕氏春秋》的因果关系大致相合。楚联军大败,吴人取楚夫人而去,楚恐而城郢是彼此相连的事情,都发生在楚平王十年。以“初”起例追述其原因,是十分合理的,但与《吴太伯世家》相矛盾:

(吴王)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

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拔居巢与钟离见于《左传》,在鸡父之战后的第二年,《史记》与之相合。但此处又把两女争桑事作为拔居巢、钟离之战的起因,《十二诸侯表》与《吴太伯世家》相同,将“吴卑梁人争桑,伐取我钟离”系于楚平王十一年。后世学者对此或回护或纠谬。现在看来,错误十分明显。我们不知司马迁是否别有所据,但基本上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司马迁可能没有见过鸡父其人与鸡父之战的材料。第二,对这场战争的结果理解都与《春秋》一致,但对战争过程的理解《左传》《吕氏春秋》《史记》有明显分歧。第三,强调战争的起因是偶然事件所致,对这场战争的意义没有充分认识。第四,采用的史料主要是《左传》与《吕氏春秋》,糅合过程中有龃龉不通之处。第五,史记叙述有删略,并不全依史料。

这一方面是文献不足和叙述体例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可见审辨史料与认识历史之难。

《史记》没有突出“鸡父之战”,是因为把这场战争当作偶然事件导致的局部战争;《中国历代战争史》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重要,因为对“鸡父”位置沿袭旧说,致使成为一场无厘头的战争;清华简《系年》与《越公其事》中的相关叙述,使我们对这场战争的过程与意义有了更加真切的了解。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 春秋时期吴楚鸡父之战相关问题考论      ——魏栋

鸡父之战应包括伍鸡“为长壑而洍之”和吴与楚联军“战于鸡父”两个阶段,吴人入郹之役与吴楚“战于鸡父”时空悬隔,不宜视作鸡父之战的一部分。鸡父之战发生在位于淮河北岸凤台县境内的古州来、鸡父一带,并非发生于淮河以南的寿县或固始县境。鸡父之战之所以被清人视为“入郢之兆”,根本原因在于吴国通过鸡父之战,从此牢牢掌控了州来这一淮域重镇,淮河中游成为吴师入郢的前沿基地。

春秋中后期,吴国逐渐崛起于东南,遂与楚国在淮河中游地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夺。公元前519年发生的鸡父之战,就是吴楚争夺淮域的着名战例。经过这一战争,楚国最终丧失重镇州来,“自是入郢之祸兆矣”。对于这场重要战争的认识,学界大多停留在泛泛而谈的层面。目前较为深入的研究见于台湾三军大学所编《中国历代战争史》(下文简称《战争史》)第二册。但此书对关键的鸡父地望仍然沿袭河南固始县东南这一旧说,因而对鸡父之战的地理形势、战争影响等问题的论述有待商榷。近年新刊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记载有“鸡父”及鸡父之战的新资料,笔者曾辨析了鸡父地望的固始县说与寿县说,据清华简正确考证出鸡父地望应在今凤台县西北的古鸡水、鸡陂一带(凤台县西北说)。本文以鸡父地望为重要基础,拟利用《左传》与清华简《系年》等资料对鸡父之战的进程、地理形势、影响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希望能够得出更为准确的认识,请方家不吝指正。

一、鸡父之战的进程和地理形势

除清华简《系年》外,《春秋·昭公二十三年》经传、《吕氏春秋·察微》《春秋繁露》之《随本消息》《观德》《说苑·尊贤》《书·五行志》等文献也有一些关于鸡父之战的资料。但这些资料大多失之简略。《史记》虽然未提及战地鸡父,但在《楚世家》《吴太伯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中对鸡父之战也有记载。只是《史记》的记载有很大缺陷——除简略、零碎、语焉不详外,限于史书体例等因素,还存在割裂史料、杂糅史实等毛病。综合比较以上资料的形成时间、记述的准确详实程度,《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对鸡父之战的记载最为可靠。不仅其它单篇传世文献对鸡父之战过程的记载都远不及《左传》,而且《左传》对其它所有传世资料的记载基本可以覆盖。因此,下面以《左传》的史料为基本依据,结合清华简《系年》等资料对鸡父之战的进程进行探索。(见下表1)

《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对吴楚鸡父之战过程做了如下记载:

吴人伐州来,楚薳越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熸。……(吴公子光的谋划)……吴子(即吴王僚)从之。(秋七月)戊辰晦,战于鸡父(《谷梁传》作“鸡甫”)。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

……楚大子建之母在郹,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大子诸樊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薳越追之,不及。……乃缢于薳澨。

由以上记载可知,《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吴楚之间的战争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吴国攻打楚邑州来;第二阶段是楚国派令尹子瑕、司马薳越率领楚、顿、胡、沈、蔡、陈、许七国联军驰援州来,吴师在公子光(后来的吴王阖庐)的精心谋划下以少胜多,大败楚等七国联军于鸡父;第三阶段是打败楚联军两个多月之后,吴师在楚平王夫人、太子建之母的招徕下,攻入郹邑(在今河南新蔡县境,与今安徽相邻),“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司马薳越追之不及,自缢于薳澨。

按《左传》昭公二十三年的记载,“吴人伐州来”是吴楚“战于鸡父”的导火索。鸡父之战实际就是战争的第二阶段,可称为狭义的“鸡父之战”。《吕氏春秋·察微》对鸡父之战进程的界定与《左传》存在差异,需要给予注意: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卑梁之衅)……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引文中的“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就是《左传》的入郹之战。《察微》将吴与七国联军“战于鸡父”后的入郹之战,也视为是鸡父之战的一部分,这种认识是值得关注的。因为入郹之战与鸡父之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鸡父之战中,吴师大败楚联军,占领州来,成为入郹之战的前提条件。《察微》的认识得到当今一些学者的赞同。不过,《吕氏春秋》毕竟不是史书,“‘察微’即明察事物细微之端倪。本篇旨在论述察微知着、防患未然的重要性”。

《察微》重在讲理,引述的鸡父之战史实存在缺陷甚至错误。比如,《察微》将卑梁之衅视为吴楚鸡父之战的起因,实为生拉硬扯,真正的原因《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已有明确记载,就是“吴人伐州来”;《察微》记载潘子臣、小帷子在鸡父之战为楚虏获,而实际上是被吴太子终累伐楚时所获。鉴于《察微》对鸡父之战记载的缺陷甚至错误,故不能将入郹之战视为鸡父之战的一个阶段。《战争史》及《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古代战争(先秦~三国)》都未将入郹之战视为鸡父之战的一部分。入郹之战不宜视为鸡父之战的一个阶段,还可由《左传》得到证明:第一,《左传》昭公二十三年记载吴与七国联军“战于鸡父”的时间是“(秋七月)戊辰晦”,入郹之战是当年的“冬十月甲申”,两次战役相距两月有余;第二,郹在河南新蔡,鸡父据上所考在安徽凤台,两地相距百余公里。吴楚“战于鸡父”与入郹之战在时间、空间上悬隔,将后者视为鸡父之战的一部分失之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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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鲁昭公二十三年吴伐楚诸战包括三个阶段,入郹之役作为第三阶段虽与鸡父之战联系密切,但不宜视为其中一部分。鸡父之战只应包括其中的第一、二阶段,也即伍鸡“为长壑而洍之”和楚联军与吴“战于鸡父”两阶段。第一阶段“吴人伐州来”是狭义的“鸡父之战”的起因,第二阶段是狭义的“鸡父之战”。

论述完鸡父之战的进程,再利用清华简《系年》第15章的资料,并与《左传》的相关记载结合,对鸡父之战的进程进行补证。

《系年》第15章云(释文使用通行字):(楚)灵王即世,景平王即位。少师无极谗连尹奢而杀之,其子伍员与伍之鸡逃归吴。伍鸡将吴人以围州来,为长壑而洍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洍。

伍鸡是传世文献失载的一位楚国伍氏家族重要成员,据《系年》记载,他在鸡父之战中曾率领吴军开挖长沟(即“长壑”、“鸡父之洍”),引水进攻州来城,取得了大败州来楚军的重要战果。《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记吴王僚、公子光、公子掩余按公子光之计“战于鸡父”,大破七国联军。比较《系年》《左传》对鸡父之战的记载,两种文献所记战役的将领、作战手段均不相同,它们明显是两次不同的战役。军事学中有所谓“攻城打援”的战术,套用这一术语恰好可以贴切解释这两种记载的差异:《系年》是着眼于记述“攻城”,即吴军通过修造“鸡父之洍”攻打楚邑州来;《左传》虽然也提及吴人攻打州来,但未载其详,主要侧重于记载“打援”,即吴军如何按照公子光的计谋击破援救州来的七国联军。《系年》的记载仅为鸡父之战的一部分,不够全面。但这并不为怪,因为《系年》第15章楚平王部分记述的对象是伍鸡与伍员奔吴后的作为,并非着重记载鸡父之战。《系年》的记述仅是鸡父之战的一个侧面,但仍然丰富了鸡父之战第一阶段“吴人伐州来”的详情。同时,通过《系年》可知鸡父是州来附近的小地名,进而说明战争第一阶段“吴人伐州来”也发生在鸡父一带。由此,从空间上看,将鲁昭公二十三年(楚平王十年)吴人伐楚的第一阶段视为鸡父之战的一部分是合理的。战争的第一阶段应与狭义的“鸡父之战”(即战争的第二阶段)合在一起统称为“鸡父之战”。以鸡父地望位于凤台西北及上文所考鸡父之战的进程为基础,将《左传》《系年》两种文献结合起来,可对鲁昭公二十三年吴伐楚诸战的地理形势进行很好地复原:首先,吴国军队进攻楚国重镇州来,在州来西北开挖名叫“鸡父之洍”的长沟,引水进攻州来城的楚军;之后,楚、蔡等七国联军奔命援救州来,吴师到钟离进行抵御,并与七国联军战于鸡父(地望今凤台西北的古水、鸡陂一带),打败七国联军,联军溃退;两个多月后,吴人长驱直入郹地(今新蔡县境),俘获“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楚人追之未及而退。这些叙述可用以下地图直观地表示出来(见图1)。

二、鸡父之战的影响别议

鸡父之战以七国联军的大溃败及吴国夺取淮域重镇州来而告终,其影响是巨大的。最重要的影响应当是前引清人顾栋高所云,经此一役,“州来遂失,自是入郢之祸兆矣”。《系年》第15章在记述伍鸡“为长壑而洍之(州来)”之后,紧接着没有记载吴楚之间发生的其它大事(如吴夺楚之巢、钟离,伍子胥的疲楚诸战等),而是记述“(吴人)败楚师于柏举,遂入郢”,这可在一定程度上佐证顾氏鸡父之战是吴师入郢前兆的观点。虽然如此,学界对鸡父之战何以成为吴师入郢前兆与顾栋高的认识则存在歧异。例如《战争史》立足于对鸡父地望在今固始境内的判断,对鸡父之战的影响做了以下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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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夺其地以对楚,则不仅可驱逐楚国在淮颍地区之势力而控制其周围诸小国,且可由此以进入大别山区,而为日后破楚入郢之起点。是故鸡父之战,在地略争夺上言,实为吴楚战争胜败之一重大关键,尔后吴军破楚入郢之战,即系由此一地区而入也。《战争史》认为占有鸡父,向北可控扼淮颍小国,向南可作“入郢之起点”,这一认识着眼于鸡父的战略位置。但据清华简《系年》等资料,鸡父不在大别山北麓之固始一带,应在今安徽凤台县境内。《战争史》对鸡父之战意义的判断,出发点即存在偏差。与《战争史》不同,在认识鸡父之战对后来吴师入郢的影响时,顾栋高强调州来的归属。实际上,在明白鸡父为州来周边小地名的情况下,强调州来归属与强调鸡父地理位置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州来是楚国东部重镇,在历史上一直是吴国觊觎的对象。据《左传》记载,吴师曾于鲁成公七年(前584年)、襄公二十六年(前547年)、昭公十三年(前529年)“入州来”“灭州来”。虽然州来屡次被吴攻破并且一度入吴,但不久即有反复。鸡父之战(前519年)则不然,它使吴国最终牢牢控制了这一重镇。州来所处的淮河中游地区对于吴、楚来说都是重要的跳板与基地。楚国控制这一地区可以向江淮下游地区拓展势力;吴国占领这一地区不仅可以便利交通中原,更重要的是可以西上进攻楚国并打击、争取楚在汝颖地区的与国。鸡父之战次年,吴迅即灭掉淮河中游另外两个要地巢与钟离,楚人沈尹戌因此不禁慨叹“亡郢之始,于此在矣”。可以说,鸡父之战后,吴国迅速掌控了淮河中游地区,“扼楚咽喉,为进战退守之资”,在地缘战略上取得了优势地位。后来,吴国采用被称为“子胥之谋”的疲楚策略,以三师轮番伐楚,逐渐消耗楚国力量;甚至在楚郢都被攻陷前一年,与晋国联合,远征楚方城。如果没有以州来为核心的淮河中游前进基地,吴国的这些伐楚活动必将遇到极大阻碍。综上,鸡父之战的影响可以作如下叙述:鸡父之战中吴国再次夺得州来,成为吴国牢固掌控淮河中游的开始。这既为伐楚入郢准备好了跳板与基地,也为进一步消耗楚国国力、打击并分化汝颖地区楚之与国创造了优越条件。这才是视将鸡父之战为入郢之兆的准确缘由。

最后,还需要对鸡父之战的称名问题略做一补论。由于鸡父是州来附近小地名且吴师“战于鸡父”的目的是占领州来,故鸡父之战实际上可称“州来之战”。不过,吴楚多次在州来交兵,若用“州来之战”称唿公元前519年的这次州来之战,容易与之前的“州来之战”产生混淆,所以准确地说应称为“第某次州来之战”。其实称“第某次州来之战”也有问题,因为《左传》等先秦文献对州来的易手只是有选择地记述,目前缺少详尽的州来大事编年,要准确确定到底是第几次州来之战还有困难。所以,本次州来之战最好以“鸡父之战”命名为宜。

——来自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 春秋末期吴楚“鸡父之战”考析      ——刘光

“鸡父之战”是春秋末期吴楚争霸的关键战役,吴国以少胜多,取得了“鸡父之战”的胜利。现有研究对这个问题虽偶有涉及,然其背景、经过仍或明或暗,不能详悉。经过对各个文献的分析,可以知道:“鸡父之战”的发生地点不应如旧说在河南省固始县,而当在今安徽凤台西北,即古书所谓的“鸡陂”之地。

吴楚关系是春秋末期各个诸侯国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晋楚争霸大背景下的重要一环。“鸡父之战”是吴楚争霸的关键战役,吴人以少胜多,大败楚国,在吴楚争霸的斗争中取得优势,吴以此为始,压制楚国,并最终在定公四年攻入楚郢都,足见此次战役对吴楚关系的重要意义。现有研究对此次战役多有叙述,然其背景、经过,史载互歧,不能详悉。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也有关于“鸡父之战”的记载,为我们理清“鸡父之战”的情况,提供了新的史料。而关于“鸡父”之地,学者多从杜预说,认为其在今河南固始县东。这一说法流传很广,但并不十分可信。笔者不揣谫陋,欲结合清华简《系年》的相关史料对“鸡父之战”的经过、史书互歧产生的原因及“鸡父”地望等诸多问题进行探索,以就教于方家。

一、“鸡父之战”相关史料的分歧

(一)《左传》与清华简《系年》记载的不同

“鸡父之战”是吴楚之间的一场重要战争,其详细过程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即吴王僚八年,楚平王十年,即公元前519年。为讨论方便,先将《左传》传文移录于下:

吴人伐州来。楚薳远帅师及诸侯之师奔命救州来。吴人御诸钟离。子瑕卒,楚师熸。吴公子光曰:“诸侯从于楚者众,而皆小国也。畏楚而不获已,是以来。吾闻之曰:‘作事威克其爱,虽小必济。’胡、沈之君幼而狂,陈大夫啮壮而顽,顿与许、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师熸。帅贱、多宠,政令不壹。七国同役而不同心,帅贱而不能整,无大威命,楚可败也。若分师先以犯胡、沈与陈,必先奔。三国败,诸侯之师乃摇心矣。诸侯乖乱,楚必大奔。请先者去备薄威,后者敦陈整旅。”吴子从之。戊辰晦,战于鸡父。吴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与陈,三国争之。吴为三军以系于后,中军从王,光帅右,掩余帅左。吴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国乱,吴师击之,三国败,获胡、沈之君及陈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许与蔡、顿,曰:‘吾君死矣。’师噪而从之,三国奔,楚师大奔。

清华简《系年》第十五章载“鸡父之战”:“五鸡将吴人以围州来,为长壑而汜之,以败楚师,是鸡父之汜。”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左传》与清华简的记载几乎完全不同:第一,《左传》中“鸡父”是地名;而据简文可知“鸡父”是人名,是吴师主帅五鸡之名。第二,《左传》中“围州来”之事的主帅未载,“鸡父之战”的主帅是吴王僚;而简文则为五鸡。第三,《左传》吴人伐州来是“鸡父之战”的起因;而简文中“鸡父之战”就是吴人伐州来的战役的一部分。第四,《左传》记“鸡父之战”,吴人用公子光之谋;而《系年》中吴人获胜,乃用五鸡之战法。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左传》与《系年》的差异,可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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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吕氏春秋·察微》所载“鸡父之战”史事辩误

传世文献当中,除《左传》一处外,“鸡父之战”亦见于《吕氏春秋·察微》,是篇记载: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于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后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帅师与楚人战于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

《察微》篇所谓的“鸡父之战”是杂糅各种史事而成,其中舛误颇多,试析如下:

第一,卑梁为吴边邑,而非楚边邑。详见下文论述。

第二,所载吴王有误。《察微》篇记吴王为夷昧与史实不符,当为吴王僚。

第三,所获之“潘子臣”、“小帷子”非“鸡父之战”所俘虏,而见于《左传·定公六年》,是年载: “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

第四,时间顺序颠倒混乱。根据《史记》的相关记载,“争桑事件”是“吴取两都”的原因,与“鸡父之战”无涉。《春秋经·昭公二十四年》记载“吴灭巢”,《左传》于是年也记“吴灭钟离”,这都是其与“鸡父之战”非一事的明证。具体论述参见下文。

(三)“争桑事件”性质辨析

由于《吕氏春秋》将“争桑事件”作为“鸡父之战”的起因,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该事件的性质略作分析。

《察微》所载“两处女争桑”事件亦见于其他文献,《史记》多次提到此事,《吴越春秋》亦记其事。

《史记·吴太伯世家》载:(王僚)八年,吴使公子光伐楚,败楚师,迎楚故太子建母于居巢以归,因北伐,败陈、蔡之师。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初,楚边邑卑梁氏之处女与吴边邑之女争桑,二女家怒相灭,两国边邑长闻之,怒而相攻,灭吴之边邑。吴王怒,故遂伐楚,取两都而去。

《史记·楚世家》载:(平王)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吴使公子光伐楚,遂败陈、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吴之边邑卑梁与楚边邑小童争桑,两家交怒相攻,灭卑梁人。卑梁大夫怒,发邑兵攻钟离。楚王闻之怒,发国兵灭卑梁。吴王闻之大怒,亦发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灭钟离、居巢。楚乃恐而城郢。

《史记·伍子胥列传》载:久之,楚平王以其边邑钟离与吴边邑卑梁氏俱蚕,两女子争桑相攻,乃大怒,至于两国举兵相伐。吴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钟离、居巢而归。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楚表,平王十一年载:吴卑梁人争桑,伐取我钟离。

《吴越春秋》载:九年,吴使光伐楚,拔居巢、钟离。吴所以相攻者,初,楚之边邑卑梁之女与吴边邑处女蚕,争界上桑,二家相攻,吴国不胜,遂更相伐,灭吴之边邑。吴怒,故伐楚,取二邑而去。

从上揭史料记载来看,矛盾分歧主要如下:

第一,卑梁的归属问题。《吕氏春秋》、《吴太伯世家》、《吴越春秋》以为属楚,《楚世家》、《伍子胥列传》、《十二诸侯年表》俱以为属吴。

第二,“争桑事件”的性质问题。《吴世家》、《十二诸侯年表》、《伍子胥列传》、《吴越春秋》均以该事件是次年即吴王僚、楚平王十一年,即公元前518年,是吴取“两都”事件的原因。《楚世家》掺入了“楚故太子建母在居巢,开吴”,让事件的性质变得模煳不清。

按:1、关于卑梁归属问题,当以属吴为是。清代学者毕沅在注释《察微》时引梁伯子观点说:“卑梁是吴边邑,《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及《楚世家》、《伍子胥列传》皆同。此与《吴世家》所载皆误。”此说可从。另《殷周金文集成》有“卑梁君光鼎”,施谢捷将此定为吴器,可从。2、关于“争桑事件”当为吴取两都事件的原因。从时间来看,“争桑事件”事件发生在鲁昭公二十三年,与“吴取两都”的事件(昭公二十四年也载此事)相差一年,其非一事明矣。为了更好地理解上揭史料所记“争桑事件”的差异(列表略)。

关于“争桑事件”,还应当作如下说明:

其一,“争桑事件”不见于《左传》,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察微》,应当是《史记》各篇及《吴越春秋》的史料来源。在《察微》篇中,将“争桑事件”作为“鸡父之战”的起因。

其二,《史记》各篇与《吴越春秋》都将“争桑事件”当作吴公子光伐取楚国居巢、钟离二都的起因。

其三,《楚世家》的记载颇为杂糅。《楚世家》所载楚太子建母之事,亦见于《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楚太子建母在郹,召吴人而启之。冬十月甲申,吴太子诸樊入郹,取楚夫人与其宝器以归。

《史记》误将昭公二十三年发生之事,与昭公二十四年发生的伐“二都”之事混为一谈,并将楚太子建母之事,当作吴伐“二都”的导火索,这是不正确的。

其四,“鸡父之战”发生在吴王僚八年,楚平王十年,鲁昭公二十三年,即公元前519年,与发生在次年的吴伐楚,取居巢、钟离二都非一事甚明。

因此《吕氏春秋》将“争桑事件”作为“鸡父之战”的起因不足凭信,该事件与“鸡父之战”无关。

综上,我们可以知道《吕氏春秋》所谓的“鸡父之战”乃是为了表达其“察微”的主题,而杂糅各史事,不足以作为我们研究“鸡父之战”的史料。《左传》与《系年》是我们研究可以凭信的可靠史料。

二、“鸡父之战”的经过

我们对“鸡父之战”的相关史料进行考辨后,认为《吕氏春秋》所载并不可信,只能依据《左传》与清华简《系年》的相关记载来对“鸡父之战”的经过进行梳理。

根据《左传·昭公二十四年》的记载,“鸡父之战”的经过可以描述如下:

吴人伐州来是“鸡父之战”的导火索,楚薳远帅楚师与诸侯之师奔救州来(安徽凤台),吴人闻讯,在钟离设防,抵御楚国。楚丧主帅,士气大挫,吴师尾随楚人,双方交战于鸡父,吴人采纳公子光的建议,先分兵攻击胡、沈、陈三国之兵,结果导致楚师大乱,并最终大败楚师。

清华简《系年》公布后,学者对“五鸡”其人及其所记载事件的真实性,多有讨论。其中有学者认为:“五鸡”是由“鸡父”衍生出来的人物,并由此否定《系年》对“鸡父之战”的记述。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先秦时期人名与地名的关系是较为复杂,但大多数情况是由人名而生地名者较多,由地名而衍生人名者较少。其次,《系年》将此事件记述的如此详细,当必有所本。在清华简即将公布的内容中也有关于“五鸡”的记载,亦足见其有独特的史料来源,不宜轻易否定。另外,又有学者将传世文献中之“伍鸣”当作“五鸡”,“五鸡”为“伍鸣”之讹。此说并不足信。依传世文献,伍鸣为伍奢的兄弟,而依《系年》“五鸡”则为伍奢之子,伍员之弟,可见其非一人。

因此,据《系年》我们可以将“鸡父之战”的过程叙述如下:“五鸡”率领吴师围攻州来,双方交战,五鸡用水攻的方式击败楚师。击败楚师的地方,后来被称为鸡父,属于由人名而衍生出来的地名。

三、鸡父地望蠡测

通过对“鸡父之战”经过的讨论,可以对鸡父的地望做一些推测。

关于鸡父地望,杜预曰:“鸡父,楚地。安丰县南有鸡备亭。”清儒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曰:“今江南凤阳寿州西南六十里。”与杜预所说一致。杨伯峻先生认为,“西晋之安丰县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则鸡父又在其南。”《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也认为,鸡父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对于鸡父地望,古今无异说。然揆诸史事,将鸡父放在河南固始县与战争的形势不合。据上文分析,我们可知战争的经过。吴人先围州来(今安徽凤台县),楚人帅诸侯之师来救,吴人在钟离设防,随之与楚人交战,双方战于鸡父,度之形势,则其地当在今凤台县附近。而固始县

则远在州来西南的大别山地区,鸡父在固始县之说法不确。

求征鸡父之地,当于凤台附近之。颇疑史书所载的“鸡陂”当是鸡父之地。《水经注·淮水》载:夏肥水又东为高陂,又东为大漴陂,水出分为二流:南为夏肥水,北为鸡陂。夏肥水东流,左合鸡水,水出鸡陂,东流为黄陂,又东南流积为茅陂,又东为鸡水。《吕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马不进,投之鸡水是也。鸡水又会夏肥水,而乱流东注,俱入于淮。

我们认为,此处的“鸡陂”就是《左传》“鸡父”,其依据主要有二:第一,《水经注》中提到的夏肥水,其入淮之处曰“夏汭”,据蒙文通先生的考证,夏汭地近州来瑏瑠,而所谓鸡陂又在夏肥水附近,也当靠近州来,今凤台县,与《左传》所记的战争相合。第二,陂,《说文解字》“陂,坂也。”“坂,坡者曰坂,一曰泽障,一曰山胁。”大体说来,陂、池塘一类的东西,用于蓄水,与《系年》所谓的“鸡父之汜”相合。竹简整理报告指出:此处是说挖长沟蓄水,以阻堵楚军。可从。所以,可以认为“鸡陂”即鸡父之地。

四、余论:“鸡父之战”的影响

“鸡父之战”作为吴楚间重要的战争,对吴楚争霸产生深刻的影响。春秋末期,吴楚争霸近百年。双方争夺焦点主要在淮水流域,童书业先生对此曾有详细论述。其中,对州来曾有反复争夺,且旷日持久,从某种意义上说州来的归属可以看作吴楚两国军事力量消长的“晴雨表”。公元前519年的“鸡父之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吴人取得“鸡父之战”的胜利,并进而围攻州来。次年(公元前518年),楚平王欲报复吴国,“行舟师以略吴疆”,反被吴人打败,吴国进而夺取了淮水流域重镇——居巢和钟离。吴人这一胜利,使得楚国大为震惊。当时,楚国杰出的军事家沈尹戌就曾预言楚国大难临头,《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载其预言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动而亡二姓之帅,几如是而不及郢?”沈尹戌预言吴人夺取州来、居巢、钟离等重镇,将会给楚国带来巨大的军事压力,楚国的郢都也必将受到威胁。后来的事实证明沈尹戌的预言完全正确,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吴人攻破郢都,楚昭王逃奔随,楚国几乎亡国。清儒顾栋高也曾指出:“至昭二十三年,州来入吴,州来为今之寿春,以淮为固,撤楚之藩篱而据其要害,而入郢之祸兆矣。”允为卓识。

综上,鸡父之战的胜利为吴人夺取楚在淮水流域的三镇(州来、居巢、钟离)奠定了基础,而楚国在淮水流域的失利,则使得其东北屏障尽失,最终导致郢都被破,国家几亡。

——作者系清华大学历史博士研究生(20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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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强  岭南翰苑房佳山公二十六代裔孙,烈字辈,祖籍:广东台山四

九上坪,现迁居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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