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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郎归

伍鼎锐

小序

我今年八十岁了。

人活到这个岁数，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唯独有一件事，越老越放不下——我朋友阿明母亲的一辈子的故事。

阿明母亲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她十六岁嫁到陈家，十八岁生了阿明，二十岁出头就开始了一个人的等待。她等的那个人，是阿明的父亲。

小时候，阿明以为父亲只是忙。大了一点，他开始怀疑。再后来，他什么都明白了，却和他阿母一样，什么都不敢说。

这篇文章里写的，不全是阿明母亲的事，但桩桩件件，都有她的影子。那个攥着铜钱不松手的人是她，那个在煤油灯下补衣服的人是她，那个说“只要还能收到侨批，他就还活着”的人，也是她。

我写下这个故事，是替阿明了却一桩心事，也是完成我写一篇“番客”文章的夙愿。

南洋那边有一句老话：番客番客，番了就不回来了。

可阿明的母亲不信。

他也不信。

一

民国二十四年的春天，清澜港的木麻黄刚刚抽出新芽，海风里裹着咸腥和桃花的味道。

她叫阿桃，那年十六岁，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被媒人领着走过文昌的田埂，上了一艘开往南洋的船。她不知道南洋在哪里，只知道家里穷，兄弟多，嫁出去就是给家里省一口饭。娘家那头，父亲抽水烟的时候说过一句“女大不中留”，母亲抹了抹眼睛，没说话，转身去灶房煮了三个鸡蛋塞进她的包袱里。那三个鸡蛋她一直没舍得吃，到南洋的时候已经臭了。

媒人说对方是海南文昌同乡，在马来亚割胶，父亲帮人管胶园，家境殷实，嫁过去不会吃苦。

她在船上吐了七天七夜，吐到胆汁都出来了，最后靠在船舷上，看见一片陌生的海岸。码头上有许多穿白衣短裤的人，也有穿唐衫的，她一眼就认出了来接她的男人——他站在人群最后面，穿着一件灰布短褂，裤脚卷到膝盖，皮肤晒得黝黑，眼神有些躲闪，不像新郎官，倒像一个做了错事的孩子。

他就是她的丈夫，叫阿德，那年十八岁。

阿德是被父亲硬逼着来码头接人的。他十四岁就跟父亲下了南洋，在橡胶园里摸爬滚打，割胶、收胶、背胶，手上全是茧子，皮肤被太阳烤成了红铜色。他原本喜欢胶园里一个帮工的姑娘，那姑娘是福建人，和他一起割胶，一起在胶林里唱歌。他把这事跟父亲说了，父亲一脚踢翻了他的饭碗：“我陈家三代单传，你不娶文昌的姑娘，不给我们陈家生个孙子延续香火，你对得起祖宗吗？”

阿德跪了三天三夜，父亲没有松口。母亲也从文昌托人带信来，信上说她身体不好，想见孙子，如果阿德再不娶妻生子，她就要亲自来南洋把他绑回去。阿德是个孝子，他知道父亲在胶园里熬了半辈子，腿上的静脉曲张像蚯蚓一样盘着，每一分钱都是从胶水里挤出来的。他拗不过，只能低头。

母亲在老家物色了阿桃，看了生辰八字，说合适，就把人送上了船。

二

阿桃到了胶园，才知道自己嫁的这个人，心里装着别人。

新婚那天晚上，阿德没有进洞房。他坐在胶园的木麻黄树下，喝了一整夜的闷酒，天亮的时候，是父亲把他拖回去的。阿桃一个人坐在床边，盖头没有揭，红烛烧了一夜，流了一桌子的烛泪。她没有哭，只是把那枚铜钱攥在手心里——那是上船前阿德母亲塞给她的，说这是阿嬷传下来的，压在箱底能保平安。

第二天，阿德跟她说了第一句话：“你要是不想留在这里，我凑船票钱送你回去。”

阿桃摇了摇头。她家里还有四个弟弟妹妹等着吃饭，回去就是再嫁一次，再被换一次聘礼。她认命了。

从那以后，两个人就过着井水不犯河水的日子。阿德白天去胶园，晚上睡在胶厂的棚子里。阿桃帮他父子做饭、洗衣、喂鸡，把胶园里的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她不吵不闹，像一株种在墙角的含羞草，安静得让人心疼。

阿德的父亲看不下去了。他拉着儿子的手说：“阿桃是个好姑娘，你不能这样对她。你要是把她逼走了，我这辈子都不认你这个儿子。”

阿德沉默了很久，终于搬回了屋里。但他和阿桃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墙，两个人睡在同一张床上，中间却像隔着一片海。阿桃不怨他，她只是在夜里偷偷看那枚铜钱，铜钱上铸着“顺治通宝”四个字，被她摸得越来越亮。

改变是从一件小事开始的。

那天阿德在胶园里割胶，胶刀滑了，在左小臂上划了一道口子，血流了一路。他扯了块破布缠上，没当回事，到家的时候血已经渗出来了。阿桃正在灶房烧火，一抬头看见他袖子上全是暗红色，脸色顿时白了。她没说话，转身去烧了热水，拧了帕子，蹲下来把他的手臂拉过去。

阿德往后缩了一下。阿桃不松手，低着头一点一点擦掉血痂，动作很轻，但手指有些发抖。她不识字，不懂包扎，就从自己的蓝布衫上撕了一条布，缠了好几圈，最后打了一个结。那个结打得很丑，鼓鼓囊囊的，像个瘤子。

阿德看着她蹲在地上的背影，后颈被灶火烤出了细密的汗珠，忽然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那天晚上，胶园停电了，屋里点了盏煤油灯。阿德割了一天胶，腰都直不起来，回来的时候看见阿桃在灯下补他的衣服，针脚细密得像娘的手艺。她低着头，煤油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土墙上，安静得像一幅画。

他走过去坐在她旁边，第一次仔细端详她的脸——不是很好看，但很耐看，眉眼之间有一种文昌女人特有的坚韧和温顺。

那天晚上，他没有去胶厂的棚子。

三

一年后，阿桃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阿明。

阿德抱着儿子站在胶园的晨光里，手在发抖。他第一次觉得，这个家好像也没有那么让他想逃。父亲高兴得杀了一只羊，母亲从文昌寄来了一套孙子的衣物，信上说：“我终于有孙子了，香炉还继续旺，这辈子值了。”

阿桃坐月子的时候，阿德破天荒地请了三天假，天天给她炖鸡汤。阿桃喝着鸡汤，忽然哭了。阿德慌了，问她怎么了。她说：“你是对我好，还是因为儿子才对我好？”

阿德愣了一下，没有回答。

但那天晚上，他把她拉进怀里，闷闷地说了一句：“你是我的妻。”

三年后，阿明会跑了，会说简单的海南话了。阿德的父亲决定在老家盖新房，让阿桃带着儿子回文昌，一是侍奉婆婆，二是让孙子在老家长大，认得根。阿德没有反对，他给阿桃买了银耳环、银戒指，又包了一百大洋的侨批，让她带着儿子先回去。

“我每个月都会寄钱回去。”他说，“等胶园再大一些，我就回去看你们。”

阿桃点了点头，抱着阿明上了船。船开的时候，阿德站在码头上，朝他们挥手。阿桃一直忍着没哭，直到港口的轮廓从海面上消失，她才把脸埋进儿子的襁褓里，哭得浑身发抖。她不知道这一别，要多少年才能再见。

四

阿桃回到文昌，一个人带着阿明，和婆婆住在一起。婆婆知道番客的苦，又是个软心肠的人，对她格外体恤，把阿桃当亲闺女疼。

娘家那头，她回去过一次。母亲老了，弟弟们各自成了家，灶房里连一碗热水都没人给她倒。她坐了半个时辰，起身走了，从此再没回去过。她知道，从她上船的那天起，娘家就没有她的位置了。好在婆婆这里还有一个家。

阿德每个月都会准时寄侨批回来，少则五块大洋，多则十块。批局的人骑着单车摇着铃铛经过村口，阿桃总是第一个冲出去。她不识字，就请村里读过书的先生念给她听。阿德的信总是很短：“生意还行，勿念。好好带阿明，听妈妈的话。”有时候会多写一句：“想吃你做的鸡饭了。”

阿桃每次回信都要写很长，请人代笔，说阿明会背诗了，说院子里的椰子树上结了多少个果，说婆婆的风湿病又犯了，说她每天晚上都会点一盏灯，怕阿德突然回来找不到门。代笔的先生嫌她啰嗦，她就把自己的银簪子摘下来塞给人家，说：“求求您，都写上。他一个人在那边，看了这些，就不觉得孤单了。”

阿明四岁的时候，开始问：“阿爸呢？”

阿桃指着南洋的方向说：“阿爸在那边挣钱，挣够了就回来。”

阿明又问：“那边是哪边？”

阿桃说：“那边是海的那一边。你阿爸在海那边种橡胶，橡胶树很高很高，比你高好多好多。”

阿明说：“那我长大了也要去种橡胶，我要去找阿爸。”

阿桃一把搂住儿子，眼泪掉在他的头发上，没有让他看见。

五

阿德在南洋的日子，过得比阿桃想象的要苦，也要好。

苦的是他一个人扛着一整个胶园。他的父亲年纪大了，腿脚不行了，阿德就一个人包揽了割胶、收胶、送货的活。每天凌晨两点起床，头戴胶灯，手持胶刀，在漆黑的胶林里一刀一刀地割，割到天亮，胶水淌进碗里，他再用肩膀一担一担挑到收胶站。

好的是他肯吃苦，胶水的产量一年比一年高。攒了三年，他和父亲凑钱盘下了一个小胶园，又过了两年，他们听说暹罗那边的橡胶市场更大，便把马来亚的胶园卖了，带着全部身家去了暹罗，在那里买下了一个更大的胶园，还建了一间胶厂。

生意越做越大，阿德的名气也传开了。胶园里有个女雇员，是从潮州来的，读过书，长得也周正，对阿德格外殷勤。今天送一碗糖水，明天帮他洗衣服，后天又托人来问阿德有没有续弦的打算。

阿德拒绝了。

他心里一直有一个人。不是那个胶园里帮工的福建姑娘，那是少年时的一点念想，早就淡了。他心里的人是阿桃——那个蹲在地上替他包扎伤口的女人，那个坐月子时喝着他炖的鸡汤哭了的女人，那个在文昌一个人带着儿子替他尽孝的女人。

他有时候会想，如果当年不是父亲硬逼着，他会不会主动娶阿桃？他想了很久，觉得会的。因为阿桃不是那种让人一见钟情的女人，她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女人，像文昌的椰子，外表坚硬，剖开了里面全是甜的。

他给阿桃写信，比以往更长了一些。他写道：“等我忙完这阵子，就回去看你们。我想阿明了，他该上学了吧？”

六

那封信，阿桃没有收到。

因为阿德在写好那封信的当天，出了事。

那天他押着一批胶片从胶厂运到码头，山路弯多，又是雨季，路面湿滑。司机为了躲避对面来的一辆牛车，猛打方向盘，货车翻进了山沟。阿德被甩出车外，后脑撞在石头上，当场就没有了呼吸。

那年他二十五岁。

他的父亲赶到了医院，看见儿子冰冷的身体，一屁股坐在地上，老泪纵横。他没有哭出声，只是反复地念叨：“我怎么跟你娘交代？我怎么跟阿桃交代？我怎么跟阿明交代？”

他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瞒着。

他把儿子葬在了暹罗的一处华人义山，墓碑朝着文昌的方向。然后他回到胶园，接过了所有的生意，每个月仍然按时寄侨批回文昌。信是他请账房先生代写的，模仿阿德的笔迹，内容还是那几句：“生意还行，勿念。好好带阿明……”

阿德的父亲是个硬汉，他在南洋漂泊了大半辈子，什么风浪没见过，但每次提笔写那封假的侨批时，手都在抖。他把信交给批局的时候，总要嘱咐一句：“快些寄。”

他也给老伴写了信，托一位回乡的番客当面转交，没敢走批局——怕阿桃先拆开看了。信上只有两行字：“儿子没了。别告诉阿桃。”

老伴收到信的那天晚上，一个人在灶房里坐到天亮，把信烧成了灰。第二天见到阿桃，她照样笑着喊她“阿桃”，照样夸她做的鸡饭香。只是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催过阿德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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