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爱国将领伍观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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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政协
伍观淇,字庸伯(旧名冠球),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生于广东番禺县南浦村(即今广州市白云区神山镇南浦村)。
伍观淇祖上是耕田世家,到他这一代,算有了读书人,他6岁入私塾读书。16岁时,考入两广高等学堂(今广雅中学,其前身叫广雅书院)。当时,能考入这所学堂的皆称两广才子。他因一次涉嫌反清的学潮,被校方除名,故未能毕业于此学堂。
稍后,他考入广州将弁学堂。将弁学堂,是清廷为了在两广创办新式陆军而设立的军官学校。将弁学堂招收学生十分严格,精选文武兼备的人才录取。学生要学习天文、舆地、测绘、算化诸门学科,兼读经文,并操习步队、马队、行军、布阵、分合、攻守诸战术与战式。他在将弁学堂的各科成绩,常居同班学生之上。将弁学堂创始人周善培先生于1952年在北京曾对人言:伍观淇为第一好学生。
伍观淇毕业于将弁学堂后,以优等生资格,被委为新军管带(相当于营长)。他的同学如邓仲元、叶举、熊略等,都做了他部属,分别担任队官或排官(相当于连、排长)。
在广东任新军管带三年,伍自感学问本事肤浅,适逢保定军官学校在各省遴选人才,遂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秋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更名为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是清政府军咨府(总参谋部)主办的一所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的高等学府。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大。其时,广东尚在袁世凯爪牙龙济光控制之下;因此,他未回家乡,而接受了陆军大学的聘请,留校任教官,执教三载有余。
民国5年(1916年)秋,伍断然辞去教官职务。原因有二:①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有一批有识之士洁身引退;②作为军人,目睹旧的军阀被打倒了,新的军阀又兴起,老百姓无休止地陷于割据战乱之中,他对年轻时信奉的“强兵救国”理论产生动摇,便决定用五年时间专心读书,解决自身思想上的迷惘。
辞官之初,伍在北京租了住房,靠一点微薄积蓄和一班好友的接济度日。这班好友有李济深、冯祝万等。为了节省用度,后来迁到夫人黄敬如娘家西直门火药局7号。从民国5年秋至10年夏(1916年秋至1921年夏),长达五年间,他接触了佛学、道学、洋教、马列主义……最后,归落于儒学。儒学成为他终生学习、研究的学科,视之为立身之本。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常常向同僚及下属讲习儒学。
民国10年(1921)仲夏,在北方逗留了12载的伍观淇,挈眷回故乡广东。
伍回粤后,将弁学堂的同学粤军叶举邀伍任军警督察处总参议,帮其整顿省城秩序。伍当时接受了。但由于他看到了陈炯明一步步背叛孙中山先生,在省城停留未久,便辞职回到南浦村。
伍回到禺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地方平息械斗和肃清匪盗。首先在高塘办起一间民团养成所,培养一支乡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去对付有枪的匪盗。民团养成所由伍亲自主持教务事宜。各乡挑选品行好、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入所受训。第二件事是兴办教育,在南浦村办起第一间小学――慎修学校。伍将仅有的一点积蓄投给学校作经费。稍后,他再返省城担任公职时,常将一部分薪俸用来资助贫苦学生。
伍观淇毕业于将弁学堂后,以优等生资格,被委为新军管带(相当于营长)。他的同学如邓仲元、叶举、熊略等,都做了他部属,分别担任队官或排官(相当于连、排长)。
在广东任新军管带三年,伍自感学问本事肤浅,适逢保定军官学校在各省遴选人才,遂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秋考入保定军官学校(后更名为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是清政府军咨府(总参谋部)主办的一所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官的高等学府。伍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陆大。其时,广东尚在袁世凯爪牙龙济光控制之下;因此,他未回家乡,而接受了陆军大学的聘请,留校任教官,执教三载有余。
民国5年(1916年)秋,伍断然辞去教官职务。原因有二:①由于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有一批有识之士洁身引退;②作为军人,目睹旧的军阀被打倒了,新的军阀又兴起,老百姓无休止地陷于割据战乱之中,他对年轻时信奉的“强兵救国”理论产生动摇,便决定用五年时间专心读书,解决自身思想上的迷惘。
辞官之初,伍在北京租了住房,靠一点微薄积蓄和一班好友的接济度日。这班好友有李济深、冯祝万等。为了节省用度,后来迁到夫人黄敬如娘家西直门火药局7号。从民国5年秋至10年夏(1916年秋至1921年夏),长达五年间,他接触了佛学、道学、洋教、马列主义……最后,归落于儒学。儒学成为他终生学习、研究的学科,视之为立身之本。在以后的岁月里,他常常向同僚及下属讲习儒学。
民国10年(1921)仲夏,在北方逗留了12载的伍观淇,挈眷回故乡广东。
伍回粤后,将弁学堂的同学粤军叶举邀伍任军警督察处总参议,帮其整顿省城秩序。伍当时接受了。但由于他看到了陈炯明一步步背叛孙中山先生,在省城停留未久,便辞职回到南浦村。
伍回到禺北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助地方平息械斗和肃清匪盗。首先在高塘办起一间民团养成所,培养一支乡民自己的武装力量,去对付有枪的匪盗。民团养成所由伍亲自主持教务事宜。各乡挑选品行好、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入所受训。第二件事是兴办教育,在南浦村办起第一间小学――慎修学校。伍将仅有的一点积蓄投给学校作经费。稍后,他再返省城担任公职时,常将一部分薪俸用来资助贫苦学生。
民国10~13年(1921~1924年)间,伍一直致力于乡治建设。民国14年(1925),蒋介石与李济深合作,统一了广东。民国15年(1926),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留守广东的总参谋长李济深亲临南浦村,邀伍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兼少将总参议。 翌年,李济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荐伍为广东省政府委员。随后,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国府令,任命伍为广东省政府委员。伍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后,并兼任全省地方警卫队编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及地方武装团体训练员养成所所长。10多年后,伍的一部分学生成为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民国18年(1929),广东省政府改组,伍观淇退出政坛。民国25年(1936),他的陆军大学同学黄慕松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黄亲下南浦村,邀伍出乡相助。伍再度返回省城,任新成立的广东农村合作委员会主任委员至抗战爆发止。
民国27年(1938)10月21日广州被日军侵占。在广州沦陷之前,广东各县都已组织起民众抗日自卫团。伍又受命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委员,负责统率番禺、花县、从化、增城、三水等地区的民众武装工作。
广州失陷后,伍率领的这支民众武装,奉令改编为第四战区第一游击纵队。伍任纵队司令。第一游击队活动的范围,亦称第二游击区(民国29年1940年5月以后,因战事需要,国民党最高军事统率部将两广划分为两个战区,即第四、第七战区。伍的第一游击纵队改编为挺进第四纵队,隶属于第七战区)。临危受命的伍观淇,时年已五十有二。广州失陷当日,这位游击纵队司令,立即从广州奔回禺北,召集起那些平日种田、做工的子弟们,扛起枪杆,与侵略者展开了为期七年的艰苦的游击战。
民国27年(1938年)10月23日,即广州沦陷第三天,气焰嚣张的日军占领了广州城外的石井墟,企图渡过流溪河向北进犯。日军未料到,就在流溪河畔,遭到了伍观淇游击队顽强的抵抗,战斗持续了11天,此为广东抗战史上光辉的一页――江高阻击战。
在此阻击战之前,伍观淇召集了各大队指挥人员开会,然后率队伍沿流溪河,在蚌湖、江高、高塘、竹料至南岗布防,封锁了南北交通要道的江村大铁桥和流溪河面。战斗打响之后,游击队一连11日坚守阵地,打退了日军用机枪掩护的轮番进攻。最后,日军调动了飞机、大炮,兵分几路从流溪河上游包抄过来,战斗十分激烈,游击队因腹背受敌,又无援兵而被迫转移。
江高之战,伍一直身临江村炮楼和高塘十八社前线指挥。有几次情况紧急,队员劝其撤离,他终不肯走。当江村、高塘有不少房屋中弹着火时,他仍在前线指挥,一面令队员继续阻击河面,一面部署后撤,直到日军强渡得逞冲入村中放火烧屋时,他才撤离。
江高之战,击沉日军橡皮艇30多艘,击坏飞机1架,消灭日军200余人。游击队有61名队员为国捐躯,38名队员负伤。
此战,使国民党在韶关的军政首脑大为震动。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在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上指责余汉谋轻易放弃广州,是粤军的奇耻大辱。总参谋长陈诚说:“广东有个伍观淇竟在广州城北阻击敌军10多日,试问正规军有何颜面见江东父老!”
继江高之战后,伍观淇指挥他的部队还打了如下一些较大的战斗:
赤、白泥之战――在花县赤泥抗击日军104师一个旅团的进犯,歼敌60余人。
良田之战――在竹料良田村消灭伪军一个大队,生擒敌顾问、日军中尉深丁为雄,击毙深丁妻子及另一名日军顾问,缴获一批战利品。
鱼窝头之战――配合番禺县武装大队,保卫灵山鱼窝头,敌方出动海、陆、空三军,双方激战七昼夜,击毙伪军队长梁财仔和敌伪官兵数10人,焚毁敌人营房、厂棚10多座。
清远之战――配合八师张君嵩部收复清远县城。四挺部队首先冲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两日之后,敌军撤去。
除游击战之外,四挺还派出别动队深入敌后,扰敌运输线,破坏电话线和惩治汉奸。
游击队迂回进退作战,大抵由伍观淇亲自指挥。江高之战时,他对低飞在头顶的敌机,举枪沉着地射击。日军扫荡三水,伍设在一座灰窑的司令部遭敌炮击,有30多发炮弹在灰窑四周爆炸,伍却从容应付,一面对身边的人说不要惊,敌人发射的是盲弹,一面指挥部队转移。最富戏剧性的是,某次,伍率领的一支小队伍与大股日军遭遇,双方各占一山头,日军因不知我方虚实,一时未敢轻举妄动。伍深知如果硬打,我方肯定吃亏,遂令队伍隐蔽,坚持到日落以后再撤退。到了午间,伍仍坚持午睡片刻的习惯,照常去睡。日军官从望远镜中看到我方山头一片寂静,只有一人依着一块大石头瞌睡,于是,判定游击队早设下埋伏。日军官便仓皇带部队逃遁。七年间,伍观淇率他的游击队,转战广东各地,与日、伪军开展大小游击战三四百次,除歼敌外,还缴获大批枪~、弹药及军马,生俘敌官兵30余人。有一名日俘供称,他们最怕中国军队的独九旅和伍观淇的游击队。
伍观淇是这样饶有风趣地诠释“游击队”的:他说,怎样叫“游”?好像鱼虾浮游在水面或水里,活动不定的意思。怎样叫“击”?俗谓以卵击石,两者相碰,软弱的那部分就会破损的。怎样叫“队”?一个人是不能成功的,三人成众,那么至少三个,三十个,乃至三百个凑合起来,才能配说这个“队”字。他还说由自卫团变成的游击队,拿着那几杆生锈的旧枪~,
抗战结束,伍的游击队奉令遣散,大部分队员仍回到家园从事农业劳动,另有一部分编入地方治安团队。伍观淇本人对当局委派的要职坚辞不受,然热心乡梓的初衷不改,仅接受番禺县临时议会参议长及番禺县建设委员会主任之职。
民国37年(1948),人民解放军从山海关长驱直入,仅仅三个月,就取得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敲响了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丧钟。就在这一年,伍观淇收到番禺县长黄兰友一封信,信中劝说伍出走台湾。但伍执意不走,仍留住广州番禺学宫。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广州。翌年冬天,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通过中央统战部,邀请伍观淇进北京。年末,伍由广州统战部交际处处长陪同到达北京,到北京后,因工作一时未安排妥善,暂寓李济深家中。
闲居中,伍应梁漱溟、黄良庸诸友请求,讲解《大学》、《论语》、《孟子》各书。后梁漱溟编纂出版的《大学礼记篇?伍严两家学说》中关于伍氏的部分,均是这时候由几位友人笔录整理而成。被当今国内外尊为儒学权威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古人在世界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无疑就是儒家孔门那种学问,而伍先生在儒学的贡献则有足以补采儒、明儒之所未及者。
1952年冬,伍观淇因胃病恶化,引起全身功能衰竭病逝,终年67岁,葬于北京东郊。
(白云区政协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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